日期: 作者: 新闻

波兰首都华沙街景

【波兰】

访问一家出版社时,我向一位从事编辑工作的友人博莱克提及,希望能会晤曾经担任过审查员的人。

我认为这件事对他可能有点为难。“没问题,”博莱克却一口答应,“这里有个人认识不少那样的人,他可以帮忙安排。”几分钟后,一个矮胖的男子手提硬壳公文包走进博莱克的办公室。他在出版社的商务部门工作。

“你想找一个以前担任审查员的人?”在博莱克提出我的要求后,那人问道。“那不必麻烦了,你面前就站着一个。”他边说边躬身行了个礼。

“真对不起,我不知道……”博莱克结结巴巴地说。我始终不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省得大家尴尬。

对我而言,人们为何经常会刻意迎合其职业的刻板形象,始终是生命的一个小小的神秘之处。也许我们的工作会改变我们的外貌,就像和另一个人长久在一起也会如此一样吧!不过,米哈乌·马利茨基肯定是根据昔日官方公务员的理想原型塑造出来的:身材健壮,有个大啤酒肚,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动作笨拙。他的头发理得很短,接近平头,藏在厚重镜片后的眼睛几乎让人看不清楚。

那天我们共进晚餐,结果几乎是话匣子一开,我对他的印象便全然改观了。他能言善道,用词精准,诙谐机智,而且逻辑清楚。他讲话声音单调,速度极快,而且带着一种犀利的客观性,不论是对自己、对他的职业,还是对以往和当前不容置疑的信念都一样。我在其他共产党员身上也曾注意到这种腔调。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对人类行为保持“客观”的训练显然是有效的。在我们长时间的对话中,他从未企图博取我的同情,或佯装出任何尴尬或道歉的样子。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担任审查员的工作抱持着完全有意识的讽刺态度。事实上,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完全不知悔改、心存怀疑的审查员。

“也许我这样承认并不好,”他开口道,灰色的眼睛中闪过一丝兴味,“不过,我就是把我在公司的工作看得像是……呃,一个游戏,一场马戏,一出介乎卡夫卡和米洛杰克之间的喜剧。当然,喜剧和悲剧只有一墙之隔,但是首先展开的是喜剧,后来,笑声才从嘴角消失。”

这贴切的文学比喻,还有他所使用的跟英国情报员在提及他们情报单位时完全一样的用词—“公司”,马上逗乐了我。但是当初他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行业呢?“呃,你知道的,”他说,“生命中很多事就是这么发生的。”马利茨基在大学主修地理这个在市场上并不热门的领域,所以当他在大学布告栏看到一个小广告,提供审查局的工作机会时,便去应征了。“半是因为我需要工作,半则因为好奇。”结果获得录用。

我很好奇他接受过何种训练,毕竟这是项非常复杂精细的工作。哪些规则是公开的,又有哪些是潜规则?“喔,我们当然有法典详列了各种规则。一般而言,我们有三大方面的禁制:军事方面,军事隐秘性是完全正当的,只是有些被夸大了;经济方面,如果伤害到国家利益就会被禁—这点倒是造成了一些不幸的后果,比如禁止公布工业污染数据;还有文化方面,标准当然比较政治化。不过这只是基本原则,真正比较细微和隐晦的部分,就只能通过看老审查员工作来学习。”

对于审查员,他将其区分为几种。“有比较老派的忠贞党员,他们就只是为工作而工作;有些是为政治前途而工作的;还有愤世嫉俗的共产党员。比如我们主管,我敢说他就是个‘公然愤世嫉俗的共产党员’。”说到这里,马利茨基比了个引号的手势,“一个真正撒旦型的情报分子。他的专长是教会历史,曾经跟几个神父聊天,负责审查他们的手稿,他的博学令人惊叹,可以轻易驳倒一些还不错的神父。”

“当然啦,也有些审查员是笨蛋,经常沦为大家的笑柄。比如有个女的,硬是拒绝一本研究四万年前地理构造的书使用‘德国’一词,因为根据规则,必须使用民主德国或联邦德国。就有那种拘泥于字面意思的笨蛋。”

我问他,对于比较细微和隐晦的规则,他倾向采取什么态度。他再度毫不犹豫地以波澜不惊的语调回答:“从开始我就尽量不去审查,不去干预。在做决定时也宁愿不去请教我的上司。因为第一,我喜欢权力的感觉;第二,请教上司再做决定太浪费时间。不过基本上,我都是站在作家那边。当然,其中有些作家是我比较尊敬的……有时候,我跟你说,有些手稿简直不敢相信是出自最有名望的作家之手。他们应该自己做点编辑工作才对。”

我追问如果他自认站在作家那一边,那多大程度上他能帮作家侥幸避免删节?他自由裁量的余地有多大?

这一次,马利茨基的回答让我大感意外。“你知道,”他沉默片刻后回答,“这些都是如何诠释的问题,我可以按我想要的方式诠释任何事,可以让某一件事表示某种意思,或完全相反的意思。因为你知道的,在文学领域,每件事都可以被诠释为任何一件事。”

每件事都可以被诠释为任何一件事。这句话有种怪异的熟悉感。不知如何,马利茨基从他公司隐秘办公室内所探索出的结论,竟然和西方最老练的文学评论家所阐释的概念相去不远。没有什么事有意义,或每一件事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或许会使用不同的措辞,不过其实几乎是相同的概念。一个主修地理,先前对文学并无特别喜爱的人,竟然可以达到这种层级的批判性领悟力,真是令人吃惊。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公司显然是应用文学批评的最佳学府。审查员的工作就是操弄文字,而操弄是去神秘化最快速的方式。这种真正的政治游戏和多重诠释的批判性游戏,会在某一点交会;当然,对作者而言,它们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审查员没有批判上的优势,但是却有比较具体的权威;透过实际修改,他很快就能体认到其实文学作品并没有绝对的意义。

基于他的有利地位,马利茨基甚至可用诠释不足的方式,故意略过文章明显想要表达的意思。东欧作者经常使用暗讽及寓言式语言,以期“通过审查”,他说这种方式之所以可以规避审查员,也就是绕过他本人,并不是因为审查员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重点是,”马利茨基解释道,“我永远可以跟老板说:‘这里面没有什么,没有弦外之音,单纯只是字面的意思。’然后我和老板就都可以假装这里头真的没有什么。毕竟社会主义下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充满阳光和喜悦的大家庭,任何事下面都不应该有阴暗面。所以这是绝对可行,甚至是最好的方式—不要去挖掘外表下面潜藏的东西。”

不错,马利茨基的文学教育是优秀的,而就像任何专职的评论家一样,他和作家越来越相互依赖。他喜欢那些被指派给他审查的作家,对这些作家有着很高的期望,当他们无法达到他的标准时,还会觉得幻灭。因此在某一阶段,他很自然地就开始逐渐往隔开他和其他人—也就是作家们—的界线靠近。脱离公司的举动是从他现身一个学生社团开始的,那个社团邀请他去参加一项有关审查制度的讨论会。他先是请求公司允许他接受邀请,结果公司拒绝了,不过他还是决定去参加。他觉得此举会冒很大的危险吗?“冒险,冒险,人们都夸大了那些危险,”他尖刻地说,“他们能拿我怎么样?把我关进监狱吗?充其量,只是失业而已。”

不过,在社团所见的情况却让他一点儿也不开心。“当然,我了解我们的工作应该受到批判,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批判应该建立在正确的信息上。那里的人对真实不感兴趣,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只想妖魔化。当然,把你的敌人妖魔化,会替你自己增添某种分量。”他耸耸肩,“他们只想分析我这个人。他们很想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做我所做的事。我已经尽量保持礼貌,尽量和善地跟他们交谈,还面带笑容;但是隔天在学生圈里,我的笑容却被描写成虚伪的笑容,那是因为理所当然地,如果你是审查员,你的笑容就一定是虚伪的。”

他的言词中带有一丝苦涩和嘲讽,不过他的声音仍然没有改变。经过这次甘冒不韪之举,他开始不再能适应在公司的工作。有一阵子,他还遐想在机构内部组织一个团结工会小组。不过,为了确定我不至于因而高估他,还仔细地加以补充:“那不是我干得来的事。我的性格并非好战或革命型的。”后来他决定到一家共产党青年杂志社担任编辑。

经过种种变革后,他又朝最接近的行业前进了一小步,开始在一家知名的出版公司工作。跟之前的雇主相比,他并不觉得现在的情况有多好。“公司有公司的问题,”他说,“但是那里更有效率。这里连工作的基本精神都没有,这点很糟糕。我的同事只能完成严格规范好的工作,还要先喝杯茶。连做最小的决定,每个人都怕得不得了。不过我想我本来就不该对此感到惊讶。毕竟存在先于本质,这是他们的存在教导他们的。”

我想我也不应该对他下面所讲的话感到惊讶。“我一直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商业化,必须出版可以卖得出去的书,但是我的意见并不受到认可。我想他们仍受制于共产主义的影响,认为他们的目标是出版好的文学。至于钱从哪里来……他们不会放下身段去担心这种事。沙龙里是不讨论钱的。”

我不应该感到惊讶的,因为不管必须使用哪套游戏规则,马利茨基显然都是个习于操弄的好手,这就只是场游戏。他看透前朝所有信念,包括反制度的信念,包括双方都广为推崇的文学神圣的信念。对于文学创作者,他的评论从来不失犀利。“这些日子有人在玩弄殉道的游戏,”他说,“有个著名的作家,每个人都知道他最大的悲剧是戒严时期从来没有被拘禁过。每个人都被拘禁过,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却逃过了。他当时还真的是到处奔走,乞求有关单位拘禁他。有时候看到有些作家把自己塑造成英雄的行为,我都觉得尴尬,因为他们是怎么来到我们单位,无条件接受我们要求做出的改动的,我都清清楚楚。作家的伟大,实在不应该基于他们曾经是被害者。”

的确,他从围墙两边,从里面、外面,从中间、边缘把每件事都看透了。那么,说到底,现在的他对于自己过去所扮演的角色有什么想法?“人必须做判断,”他毫不犹豫地以客观的语气回答,“但是应该在时代的标准和氛围下做判断。共产主义因为它的辩证思维,因为它声称社会主义道德观和其他道德观不同而受到批判。但不幸的是,生命本来就是辩证的。”他又加了一句,“你知道,我不是教条主义者,我反对简化论和教条主义。毕竟,绝对价值是不存在的。”

在吉祥坊的转折中,我们的对话也接近结束。正准备道别时,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走了进来,跟我打招呼。而在送马利茨基走出餐厅时,他颇有兴味地回头看了克日什托夫一眼。“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也许不记得我了,”他说,“不过我以前和他共事过。我负责审查他的作品,一个很好的导演,我非常尊敬他。”

“不,我不记得他,”基耶斯洛夫斯基在马利茨基离开后说,“这种人不是一般人想私下交往的对象。”

至少在最近之前是这样没错。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碰面纯属偶然,但是我却有种对称的感觉,因为在共产主义时代,基耶斯洛夫斯基可谓完全是马利茨基的反面。当马利茨基在玩弄他方便诠释的游戏时,基耶斯洛夫斯基却在制作纯正道德主题的电影。那些通常都是非常阴暗的影片,探讨现实的堕落、谎言和嘲讽,也描绘人们相互间的责任与不负责任,以及情感、爱,甚至诚信的力量。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是独特的,但其所强调的责任,一种基于具体人际关系,而非抽象价值的道德,却是战后波兰和东欧艺术家与文人思想中一再重现的主题。这或许源于许多知识分子所信仰的天主教,只不过是对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应。不过责任伦理也是对规则、游戏与体制的无道德性,甚至是体制本身的一剂强有力的解药,一种无可辩驳的回答。任何事都可以表示任何意思,但不包括我们彼此间的所作所为。

这种道德的转向是对谎言与犬儒主义的反击,可算是一种特殊的东欧人道主义,内部蕴含着非常现代的恐怖、讽刺与复杂性,它源自对人们以意识形态和权力为名可以对彼此做出什么事来的切身体验。问题是,当挑衅变得越来越模糊,因而不再需要强烈的回应时,会产生什么变化?当审查不是来自“另一边”,而是在出版社内部运作,而且无从得知审查员的真正用心是出于对自由市场的嘲讽还是只是比较务实时,又会有什么变化?就根本意义而言,这是东欧“改变”的核心所在。是否要出版比较商业化的劣质书刊以维持企业运作,是有识之士可能会有不同意见的议题;而东欧已然脱离高挂道德旗帜的纪元,进入以议题为主的时代。

要论东欧知识分子面对竞争的现实,以及混沌不清的“正常”生活时会有什么变化,如今还言之过早。不过与此同时我却有些自私地开始盘算,当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其他文人摆脱了审查制度的干扰或它带来的好处,转入这新的混沌道德领域时,会产出多么有趣的艺术创作。

查看相关文章吉祥坊手机,访问手机版android和IOS吉祥坊APP吉祥坊(www.winjxf.com)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