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作者: 新闻

之前我们刚出一篇中年男子图鉴文章,近期就有了《中年男子图鉴》活体案例成为了热门话题。妙语连珠的青年导师——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因为自己的精彩发言在网上火了一把。

在一段流出的视频中,俞敏洪甩出“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高论,此言论一出,立即在网上引发广泛争议,著名女星张雨绮在微博发言怒怼俞敏洪不懂何为女性的价值和平等的两性关系。18日晚上,俞敏洪就之前言论在微博道歉,表示是自己没表达好,引起了误解。

此“道歉”一出,不仅没让舆论降温,反而又撒了一把热油,炸锅了。

得罪完全体中国女性后,俞敏洪发现舆论对自己很不利,又企图用“女性是成功男性的贤内助”的“贤妻良母”式逻辑来自我洗白。对此,当当网CEO李国庆甚至认为俞敏洪的“贤妻良母”论在家庭范畴是正确的,俞的观点是“女权论”,不用道歉

根据俞敏洪最初的言论,现代女性挑选男性时只看钱,导致男性只会赚钱,那么当然就可以顺势将国家堕落归因为女性“一切向钱看”。然而,如果硬要说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国家正在堕落?),那么女性“堕落”的元凶又是谁呢

俞敏洪脱离复杂的宏观环境不谈,仅仅用一个倒错的因果逻辑,通过他那飞跃的想象力和快速翻动的嘴皮子将女性的“道德水准”和国家的“兴衰成败”直接挂钩,以道德说教的口吻批判女性“拜金”,硬生生地将“国家堕落”的锅扣在女性身上,可以说是相当睿智的操作了。

“贤妻良母”体现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依据的是男权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家庭被认为是女性的领域,公共领域是男性的领域;女性温柔感性,男性阳刚、独立而有理智;男性负责工作赚钱养家,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女性扮演贤妻良母,生儿育女,给男性面子,依赖男性,要温柔,要小鸟依人,爱惜自己羽毛,保持良好声誉……

主流社会对于这些符合“标准”的“完美淑女”从不吝惜赞誉,可以说东风夜放花千树,一朵比一朵好看。这种“表彰”鼓励“知性”和“优雅”,要求女性实践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背后的潜台词是——如果你不守规矩,便是“坏女人”、“荡妇”、“祸水”、“妖孽”,是导致男人堕落甚至是国家堕落的元凶。

可以说,“贤妻良母”话语本身掩盖了男权性别角色预设的不合理之处,“贤妻良母”们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活下充斥着无奈、压抑和痛苦。

从古至今,大量女性被束缚在不平等的家庭内部,生儿育女,从事价值不被承认的家务劳动,依赖男性过活,不时受到家庭暴力的威胁(想想近期因家暴道歉而广泛圈粉的男星蒋劲夫),并陷入普遍的失语。

即使在女性普遍走出家庭、参与工作的现代社会,女性往往也被迫承受双重负担,要为如何兼顾家庭和工作而发愁。这对于男性似乎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家庭被认为是女性的领域,男性在家务劳动上普遍缺位,根据《2017年全球性别差异报告》显示,中国女性花费在家务劳动的时间是男性的两倍多。

女性普遍从事的家庭事务看似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和尊重,实际上家务劳动的价值长期被贬低,并受到社会和经济的高度制约。即使如今家务开始被纳入市场体系,这类工作也被普遍认为是“女性化”的低薪行业。

长期以来,“低价值”的家务劳动被看作女性的天然义务,需要女性额外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以至于无法与男性在公共领域平等竞争。而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公又会反过来加强“女性天然弱于男性”和“女性不适合职场”等性别偏见和刻板印象,加固性别不平等。

因此,女权主义反对一切将女性禁锢在家庭领域的话语,上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蓬勃发展时期,女权主义者就猛烈抨击“贤妻良母”的观念,鼓励女性独立自主,勇敢成为职业女性或者“女强人”,接受高等教育,积极进入公共领域,积累自己的资源和话语权。如今女性逐渐从家庭走向职场,与男性同台竞争,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源和话语权,可以说,相比于女性只能在家做“贤妻良母”的时代,当前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女性的高就业率是分不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俞敏洪的言论在网上引发广泛争议,但是类似的性别歧视言论和价值观在如今的社会中并不鲜见,而且被很多人默认为正常。可以说,这些或露骨或隐蔽的性别歧视言行,是男权结构下,女性被客体化之后的必然产物。

它们往往见不得光,只在半公开半私密的小圈子里流传,没有流出公共领域形成相应的舆论——比如各大酒桌里盛行的黄色笑话;比如将女性消费文化视作“幼稚”、“低等”和“浅薄”的“圆桌派知识分子”;比如将女性看作生育工具、鼓吹三妻四妾的煮肘;比如认为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的浙大冯教授;比如认为“女人不适合学哲学”的周大哲学家;比如经常打老婆而“没有羞耻感”的疯狂英语创始人李疯狂;比如要求女演员为各位影视圈大佬跳一段芳华的冯导……以上种种言行正是女性受到普遍的男权压迫的具体表现。

由于男性中心主义话语的影响,某些男性在谈论性别问题时,习惯以男权社会的性别角色作为逻辑前提,以自我为中心,言语和文字之间充满傲慢与无知。这种无知仿佛刻在DNA里,以至于当他试图挽回自己的风评时,仍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失去了它。

男权秩序的可怕之处正在于其“常态化”,很多东西被我们当作理所当然而被接受并维护,而质疑和反思其中不合理之处的人反而会被视为反抗“常态化”的“激进分子”、“极端人士”、“疯子”。比如本次舆论事件发生后,就有部分网友表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就是很大啊!”“不是每个女性都是母亲,但每个母亲都是女性呀!”“女性全都拜金,我们的下一代怎么会有良心?”;比如张雨绮对俞敏洪的批判被很多人认为是“傻逼”;比如当当网CEO李国庆认为俞敏洪的“贤妻良母”是正确的女权论(李老板是不是对女权有啥误解?)。

男权规则广泛运行于社会结构各个角落里,不同阶级的男权者独立运作着各自一套男权规则,并通过某种方式自述着自己的合法性,对女性保持压迫和象征剥削,在这一点上,“有风度的高端男士”和“没素质的垃圾屌丝”其实没有太多区别,他们只是男权在不同阶级的不同体现。只不过前者比后者拥有更多的资本和话语权,能够利用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让自己的种种言行“合法化”。被掩盖和修辞化的男权比直接露骨的男权更为可怕。相比于“底层屌丝”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俞敏洪们被包装成“女权”的“贤妻良母”论更容易被人接受,也更有危害。

对于此类男权上位者,通过批判揭露其言论迷惑性除了能唤醒其他一部分还在黑暗房间里昏睡的人之外,并不能对男权造成多大伤害,掌握众多资本的俞敏洪除了在舆论失势被迫道歉之外,并没有付出多大的代价,在男权规则运行良好的私下小圈子里,他未必会因为此次道歉而有所改观。

舆论倒逼让他们不敢在公共场合说露骨的性别歧视言论的同时,也有可能让性别压迫变得更加隐蔽和精致。性别歧视除了观念歧视之外,还有结构性歧视,后者更难以解决。批判完俞敏洪的歧视言论之后,女性还是得面对性别平等状况逐年下降的现状,被无处不在的性骚扰、家庭暴力和性别歧视等问题所困扰。

脱离结构性变革的公共话语批判很难撼动男权基础。除了批判的武器之外,我们还需要武器的批判,女性需要打造自己的“武器”,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积累自己的资源和话语权,改变男性占据社会主体以及公共话语霸权的现状。

舞台上的冒犯与谢罪总是一次次地循环,大幕落下之后,我们必须回归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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