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作者: 新闻

郭于华:改革最初十年,中国社会上下齐心,蒸蒸日上,但此后社会共识日趋破裂。改革下半程,需要在自由市场、宪政民主和公民社会上重聚共识。

【编者按】本文基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与FT中文网编辑王昉围绕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做的访谈整理而成。郭教授基于对中国社会的长期研究,回顾了过去40年中国市民社会自由开放程度的变化,以及始终存在于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张力,并对此刻中国社会的性质试做判断。在肯定40年取得的巨大成绩之外,她分析了中国农民群体生存困境以及公民社会发育不足背后的制度掣肘,并提出,中国转型的下一步,是继续朝着一个“正常”的宪政国家回归。以下是整理后的访谈实录。

FT中文网:回顾改革开放40年,可否请您先基于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划分一个大致的时间脉络?

郭于华:中国社会从1949年到1978年——也就是所谓的“前30年”里,是在一种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对此大家比较有共识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阶段,我觉得应该划在1989年。从1979年到1989年,是中国社会从极权统治中解放出来、走向正常的10年。

我自己是1980年上大学,1990年博士毕业,正好在这10年间接受了高等教育。那10年的大学校园气氛非常开放、非常多样性,而且有相当大的包容性。 我刚一入学,就有独立候选人选举人大代表,学生当中选,老师当中选,都要做公开的竞选演说,然后大家投票。大家的政治意识已经很明确。在思想领域,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思潮都可以进来,大家如饥似渴,学校里的讲座五花八门。我这一代人的启蒙就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那10年对一个人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形塑作用。

在校园之外,社会上不论哪个阶层,都觉得有奔头。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并不好,我记得上研究生时还拿着粮票去换不锈钢盆,但大家的心气儿都很高,因为觉得,虽然还落后,虽然还走得很慢,但这个社会终于要开始走向正常,终于不那么“另类”了。知识分子觉得凭真才实学可以为这个社会做更多;商人觉得可以多挣钱,一些平民觉得当个“万元户”也挺光荣。可能比较失落的是干部阶层,特别是没有专业技能、只能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那批人。他们发现,光靠在体制内忽悠,好像没法活得比别人更滋润了。总的来说整个社会是处于一种蒸蒸日上的感觉。

但这个过程到1989年戛然而止。当时的各种社会力量其实正在萌芽和生长中,但在那场风波中,官方的那种高压和强大,让整个社会顿时沉寂了下去。

短暂沉寂了两三年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一下子商业化的风潮就起来了,整个社会开始一心向前看,也向钱看。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出现一个正常的自由开放的市场,市场始终被权力控制和扭曲。接下来的大约20年时间,资本与权力联手攫取资源和占有财富的能力快速增长。一些人要么凭借权力发了大财,要么依附权力也混得不错。但很多普通老百姓,却因为能否分享到的经济增长红利越来越少,而对社会越发失望。所以这20年,也是改革共识破裂的20年。

必须提到的是,我不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为设计规划出来的,没有什么“总设计师”,当然也不需要感谢某些大人。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是民生和民意之势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不改不行了,诚如邓小平所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执政者顺应民意、因势利导,当然也是值得肯定的。可见,在必须改革开放这一点上,全国是有共识的,但在改什么、如何改、目标是什么的问题上仍缺少共识。各种社会力量只有一个相对模糊的现代化前景(四个现代化),但在经济、政治、社会的基本性质上并没有真正形成共识。

FT中文网:这20年中,中国加入了全球化进程,经济快速增长,水涨船高。可以说,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改善?

郭于华:这恰恰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一个区别。经济学家看的是这个社会整体效率的增长,但社会学家不会把这个社会当成是一个整体。社会学者从社会结构的视角看问题,一定会问,这是谁的发展?谁的增长?谁的富裕?社会是分层的,有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国下层的生活的确有所改善,但改善有限,在经济增长中分得的果实是最少的,而且后来越来越少。所以到了2010年前后,我觉得改革共识就已经破裂。甚至很多老百姓觉得,一改革就意味着,自己的利益是不是又要被拿走一块。

这当中出现过一个小的“中兴”。“胡温”任内,给人的感觉还比较温和友好,提出改善民生、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温家宝总理也一直没有停止说公平正义、民生、政治改革。这让社会又有了一些期待,有了一次小小的复兴。但观察了一阵,他们的作为有限。到2012年前后,“重庆模式”甚嚣尘上时,整个社会对改革的共识就彻底破裂了。

FT中文网:2012年后,“重庆模式”破裂,中国也有了新一届领导人。您怎么界定从那时之后中国社会的性质?

郭于华:我们要如何理解今天中国体制的性质?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很多学者有不同意见。有相当多一批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就意味着极权时代结束了,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后极权”社会。但“后极权”其实专有所指,指的是极权松动了,或者极权结束以后的那个“post”的状态,一些学者还用这个词来专指前苏联和东欧转型。那中国是不是已经“后极权”了?我不这样认为。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是威权社会。吴思则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半极权半威权的社会。这些我也不太同意。我认为今天的中国确实不同于老极权时代,我们把它叫做“新总体性社会(new totalitarianism)”。

这是因为,如果你说这个体制是后极权,或威权,或半极权半威权,那它一定是已经发生了一些本质的改变,比如说经济体制的改变。但正如刚才所说,为什么改革共识丧失了?就是大家曾经以为是中国会基本确立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但其实中国的市场经济从来都是权力支配下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在中国加入WTO后用了十多年时间,终于也明白了这一点,因此它们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了。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呢?也基本没有改变,或者说没有转型。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总体性社会。

FT中文网:但不可否认,市民社会受到的管控仍有放松,比如民众的言论空间就大了很多?

郭于华:对,当然很多人会说,现在言论空间大了很多——你看,今天你不是可以在这里“大放厥词”吗?要在过去,肯定早早被抓去了。当然有变化。这些变化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国际环境。门只要打开了,就不那么容易马上就关上。中国和外部世界在经济上已经高度地相互依赖,所以我们现在处在宪政民主制度包围的国际环境下。第二个原因是,高科技和新媒体技术,多少可以为民间社会所利用。普通民众现在可以通过自媒体发声,比过去只有几家报纸,几家电视,要好很多。当然,政府也在利用这些技术,还能用大数据来控制社会,但民众毕竟可以凭借这些技术,稍微做些博弈。

那么“新总体性社会”新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从体制来讲,过去当局完全否定市场经济,在经济上实施全面控制,今天它做不到这样了。它的方式变成 “玩转”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增强自己的统治力度。这是“新”的所在。另外,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和新技术,它也做一些权力技术上的创新,用技术来强化自己,比如政府雇佣的网络水军。

但这个过程中有意思之处也在这里。就是说,虽然力量对比悬殊,但民众还是能与当局做一些博弈。这就是为什么公民社会要好好利用新技术,运用市场的力量。企业家群体也在慢慢懂得,要怎么做企业,怎么跟政府博弈,而不是简单的要么依附,要么逃跑。

FT中文网: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您认为,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如何改变国家力量太强的局面?

郭于华: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保有相对均衡的关系,是正常国家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与社会之间亦即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相互协调与制衡的结构状态,不能是某一方独大,其他方无立锥之地。我们应该让界限与责任清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三者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互补互助,相互制衡。今日中国的诸多问题与困境就是这三者关系失衡的体现。

改变上述失衡状态,公民的参与、公民社会的推促力量不可或缺。这当中存在一个极大的悖论:即政治对人们的宰制与人们的政治冷漠。在以往的历史与政治中,普通人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穷人从来不是政治性的存在。简而言之,就是人们通常并不关心社会制度的性质,也不思考价值理念的问题,更不会为某一政治目标而团结组织起来,而是以生存为取向,即物质利益至上。这种情况古今中外都差不多。由此社会下层也被视为没有政治追求的乌合之众。

改变乌合之众的存在状态需要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出来。其实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都关乎政治。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历程、我们如何与同属一类的他人相处,是由制度安排决定的。这一安排是好还是坏,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是公正还是不公正,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你可能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政治对你却很有兴趣;你千方百计逃离政治,可政治却时时在你身边。人既是社会的存在,因而也是政治的存在。在公共领域中的思想、言说和行动表现了公民的公共精神。对于每个人而言,正是因为有了公共生活的长期熏陶和滋养,才使得他们的公民性(civility)获得发展和提升,从而建构起一个具有高度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的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的形成并非易事,它是在公民参与和行动过程中开辟出来的,而民众也是在学做公民的实践中成为公民的。

FT中文网:但很多人有一种感觉,过去五年中,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在不断被挤压?

郭于华:社会要真的形成一股力量的话,人一定不能是一盘散沙的个体,即原子化的个体。但今天中国正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连一些最应该是社会领域的力量,都“被组织”了,让政府给组织过去了。政府也强调社会建设,也强调和谐社会,但一切都只能在它的主导下。在权力主导下,社会可能正常发育吗?不能。真正的社会空间只会越来越狭小。

比如说志愿者。今天中国高校里的志愿者,都归团委管,也被组织了,不论什么社团活动都要纳入它的组织架构当中去。再比如,政府对NGO组织、各种自组织的打压限制,收买取缔。中国体制上一直以来就有“收编”的传统。根据法律条文,工青妇(工会、共青团、妇联)都是群众组织,但它们也被收编进了官僚体系,从人员到组织架构到运作方式,完全是体制化的。现在党支部要建在律师事务所,建在会计师事务所,不光入侵社会领域,还要入侵商业领域。我们能清楚看到权力对社会的种种侵犯。这使得一切有可能生长成社会力量的,都被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FT中文网:在国家“一方独大”时,民间的犬儒之气和戾气好像也在加重?

郭于华:道理很简单。当一个人有自由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做选择,选择错了,自己承担。自由意味着责任。中国老百姓长期处在一个权力大包大揽的政府的管控之下,很少有自己做主、自己决策的空间。这时候,人性中逃避自由的倾向就会被放大——不光是放弃自由,也放弃自己的责任。中国人性格里越来越没有这种担当,没有这种承担。中国社会对专制高压的抗争,或者说反弹,越来越弱,与之伴随的是社会越来越萎缩。既然政府大包大揽,那么当然,老百姓不论遇上什么,有困难了找政府,有不公平了也找政府。比如上访,有用吗?大多数时候没用。但既然有这么一个通道,老百姓就会源源不断地来。

FT中文网:如果公民社会不能发育,中国社会是否会走向孙立平老师说的“溃败”?

郭于华:社会溃败的原因是权力溃败。一个社会,顶层权力如果腐败了,下层会特别快地堕落,加速地溃败,因为它能获得的资源更少。但这个过程往往是溃而不败,不会咔嚓一下就“脆断”了。我认为,中国很难脆断。脆断是需要一些条件的。它的瓦解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作为个体去感受的话,你耗不过它。问题正是在这儿。我们的纠结和悲观也在这儿。

中国的困境在于,权力系统内部,几乎没有自我改善的动力。原因在于,第一,权力不受限制,第二,它不承担责任。即使一个社会精英,一位大款、明星、国家干部,如果个人权利受到损害,也会马上发现自己是个弱势群体,因为官员只对上级负责,老百姓很难对其问责。既然没有限制,又不担责任,它难道不愿意永远拥有这种权力吗?所以很难指望它产生内部的动力。政治社会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驯服国家的问题,驯服国家其实就是驯服统治者,驯服政府。大家今天说的宪政的基本内涵,首先就是限制政府权力,限制公权力和保护私人权利。中国要是真的想顶层设计或者真想改革的话,那就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慢,可以一点点来。但我们目前看不到这样的信号,哪怕是微弱的信号。

FT中文网:如果说体制内部没有改变的动力,那么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要如何觉醒?

郭于华:我觉得最好不要简单地去批评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这一代人为什么都不关心政治?都不关心权利?我觉得没必要这么指责。所有人都有权利选择他们认为快乐的生活。人的权利意识的觉醒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只有当他自己的权利被侵犯时,他才更容易觉醒,更容易转变。比如去年北京驱赶低端人口,赶到谁头上,谁就明白了,拆在谁头上,谁就明白了。我的一个博士生,毕业后在北京一家高校任教,因为学校宿舍比较紧张,就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结果去年也被驱赶了,得到通知说一个星期内就就得搬走。他就特别悲愤,说高校老师也成低端人口了。

人们慢慢也会明白一个道理,这个社会虽然是分层的,但毕竟大家都在一个社会当中生存,如果下层的人境遇特别差,上层的人也会觉得不安全。而权力如果以目前的方式扩张的话,侵犯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当然了,我们也得充分估计到,中国人的耐受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比如我们的2.7亿农民工,长期在城里做着被歧视的“二等国民”。换在另一个国家,这种情形持续30多年,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FT中文网: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是您多年来的一个研究重点。40年前中国改革发端于农村,但农村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中国的下一步转型。这背后的制度原因是什么?

郭于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端的:解散人民公社,打破吃不下去的“大锅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最先给农民境遇带来极大的改善,使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解决了长期以来都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兴盛,农村劳动力的向外流动,以及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穿过世纪之交到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农村社会转型之艰难,至今仍然是困扰我们的难题。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人们一边惊异于城市面积和人口的急剧扩张,一边又感叹着乡村精英的流失和乡村社会的凋敝,悲哀着乡愁无所寄托,并时常将其归因为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问题越来越突显,且似乎的确是伴随着改革进程而出现的。但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一点,并用结构性视角去看待分析这些问题,就无法回避这样的思考:今日乡村的困境,包括老人自杀率上升、儿童认知能力偏低、女性负担重、家庭生活不正常等等,仅仅是由于人口流动、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造成的吗?

难以化解的矛盾表现为新生代与旧体制之间的冲突:“旧体制”是指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延续了30年之久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养老等保障安排,交由他们所在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

从中国农民的结构位置看,农民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被剥夺的位置,在特定时期甚至被剥夺殆尽。长久以来,他们总是社会变革代价的最大承受者,却总是社会发展的最少获益者,其二等国民的待遇勿庸讳言。农村一直是被抽取的对象——劳动力、农产品、税费、资源(土地)。农村今日之凋敝,并非缘起于市场化改革后的劳动力流动,农民作为弱势人群的种子早已埋下:传统的消失,宗族的解体,信仰的缺失,地方社会之不存,这些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已经注定。

制度安排造成的结构性底层位置是造成农民苦难的主要原因。经历了长久的城市与农村的分隔状态,所谓“城乡二元”已经不止是一种社会结构,而且成为一种思维结构。剥离了农民的权利所进行的城镇化,是缺少主体及其自主选择权的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权利被忽略或被轻视,甚至被剥夺,他们缺少了在市场中公平竞争的资源和机会;农民被作为丧失了主体性、自己过不好自己的日子、不能自主决策的弱者群体。解决农民问题,推进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必须给农民还权赋能(empower),即还他们本应具有的生存权、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FT中文网:去年清华大学组织过一个关于“中国方案”的讨论。您也提交了一份“中国方案”?

郭于华:我的方案非常简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正常就好。什么是正常的国家?依法治国,推进宪政民主,保障宪法赋予国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法律框架下保证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期望标准很低,并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我曾经说过,改革升挡,可以从不做什么开始。不做的意思就是放手,放开,至少先改变那样一种高压维稳的思维方式。社会转型的路程可以开始走,哪怕走得慢,哪怕走走停停,哪怕步子迈得很小,都没有关系,先走起来。

如果改革有后半程的话,我想应该发力的方向就是争取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制度、自治公民社会的现代中国。

FT中文网: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郭于华:首先,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细胞。其实在这样一个体制下,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正常的状态都不太容易,但是我们尽量让自己做一个健康的社会细胞。然后呢,我们要让这个社会的力量逐渐有一个良性化的扩展,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去认同普世的价值,去认同我们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我们应该保住自己的权利,逐渐地扩展我们的自由。

如果你是一个学生,那你就好好念书,就让自己的思路变得很清晰,让自己的头脑变得很健康,然后你又很有能力,学问能做得很好,将来这些东西总能用得上的。大家如果都这么做的话,这个社会总归还会有一些健康力量在长。要一点一点来。但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就是这个过程真的不是一蹴而就。大家今天羡慕台湾,其实它的转型也经历了挺长的一个时段,也是台湾人民努力争取来的,不是谁恩赐的。其实我已经看到很多年轻人今天在做各种各样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很多人做环保、乡土重建这类很具体的事情,而且利用新技术、互联网方式在做。再比如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读书群讲座群,很活跃,就算被封了,封了再重来,除非你全面断网。

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到街头去当勇士。如果你还是一个人,那么早晚,你会要求过一种有保障的生活,再好一点,还要去追求一种比较幸福的生活,有尊严的生活。这都是人性最正常的要求。我相信没有一种力量能跟正常的人性做永远的对抗。

(注: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王昉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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