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作者: 新闻

作者: 令孤  来源:8字路口

1971年的秋天,主席去南方视察,来到了长沙。

像往常一样,他让身边的人员都出去逛街,买点东西,和老百姓聊聊天,回来把信息告诉他。主席年轻时不愧是做过社会调查的。

有个工作人员很迟才回来,手里拿着条“的确良”面料的裤子,脸上却有些不高兴。

主席问她怎么了,她汇报说,为了买这条裤子,千辛万苦排了很长的队。

主席听了很感慨:

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

那时候,发达国家普遍在用化学纤维作布料,比重一般都占到纺织品的40%以上。“的确良”的学名叫涤纶,就是化学纤维的一种。用这种纤维做成的衣服,色彩鲜艳,耐磨耐洗,还不起皱褶。

但是,在那时的中国,用化学纤维做成的衣服只占5.5%,大部分的衣服还是棉织品。

主席找来总理,问他能不能搞点化纤。话说得很心酸:

买件“的确良”还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

总理的表情有些为难。因为搞化纤的技术和设备都是西方的,咱们还做不到。

主席问,能不能买?总理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回应:当然可以。

于是,因为一个工作人员买裤子的经历,一个国家的大型引进工程开始酝酿了。

在主席视察长沙的时候,800公里外贵州安顺的山沟沟里,一群穿着军装的工人,正在工地上忙活着,他们在建造一个航空工业基地,代号011,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

几年后,这个基地仿照苏联米格-19战斗机,研制出了歼-6甲战斗机,用于夜间作战任务。

在建造011基地的工程兵里,有一位27岁的年轻人,主要负责通讯技术的工作。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自己会为中国人能穿上一条的确良的裤子,出一份力。

他的名字叫任正非。

2019年1月15日,正在风口浪尖被全世界瞩目的他,接受了很多外媒的联合采访,谈到了当年这桩往事。

01

1972年的一天,北京月坛南街38号,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的大楼里,来了不少人,手里拎着黑色的皮包,脸上洋溢着笑容。

他们都是国务院各个工业部的部长,今天聚到一起,是要商量一件大事情。

这年2月份的时候,尼克松访华,主席当天就接见了他。面对这个比自己整整小20岁的美帝头子,主席显得很谦虚,主动对过去的一些做法认了错:

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

因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国际形势缓和了很多,意识形态的的斗争可以放一放了,是时候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了。

部长们这次来商讨的,就是准备从外国引进技术设备,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事情。

在这之前,中国人穿衣服主要是靠棉花,棉纺织业在工业中的地位很多,很多地方建立了纺织学院。比如现在东华大学的前身,就是上海纺织学院。

为了抓好棉花生产,总理每年都要召开全国的棉花工作会议,督促大家好好种棉花。在会上,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

有的孩子光着屁股,没有棉裤穿。多生产一斤棉花,功德无量!

但是中国耕地有限,还要优先保证粮食生产,毕竟饿肚子比没衣服穿更严重。所以,顶多能有7000万亩到8000万亩的耕地用来种植棉花。

这样一来,一年的棉花产量最多能有4300万担,除去军用和工业用,留给老百姓的还是不多,人均一年消费棉布只有6米。在一个家庭里,往往是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

而任正非,对这一点更是感触很深。因为,他排行老大,下面还有六个弟弟妹妹。

他爷爷是浙江金华人,做的也是当地最有名的事情——烤火腿。但他爸爸喜欢读书,去北京上了大学,名叫任木生,字摩逊。意思是,任家“不逊于”任何人。

毕业后,任摩逊去国民党的一个军工厂里当会计。在抗战中,军工厂转移到贵州,他就在那里结婚定居下来,并于1944年生下了任正非。因为这段经历,在文革中免不了要挨批斗。

任家孩子多,生活困难,床上铺的是稻草,两三个人合用一条被盖。上大学前,任正非就没穿过衬衣,大夏天的也是一件厚厚的外衣。

主要是没钱买布做衣服,即使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因为还需要布票。1954年开始,国家实行棉布按计划供应,每年发多少布票,都有中央文件的规定。

与此同时,国家的重工业倒是发展得不错。1965年,因为大庆油田的开发,中国的油气资源实现了自给。到了1972年,原油产量达到4567万吨,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用不完。

再说,那时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不用烧油。如今,中国每年光是汽车的耗油量,就需要3.3亿吨。

文革中,地方上闹武斗,煤炭工业陷入瘫痪,不少发电厂没法用煤发电,就临时改成了燃烧石油。这本身是很浪费的行为,但也不心疼,因为咱油多,不怕烧。

要是拿出一部分石油来生产化学纤维,那就是用得恰到好处了。比如100万吨的石油原料,生产出的化纤品,相当于2000万担的棉花,几乎占到棉花产量的一半。

所以,万事俱备,只欠西风——西方的技术设备。

恰恰那时候,西方国家遇到了经济危机,东西积压卖不出去,也需要打开中国这样的市场。这样,问题就好谈了。

1973年1月,计委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文件,叫《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里面写着:

我国的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想孤立我们,反而孤立了他们自己。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

在具体的方案中,计划引进26个技术项目,共需要资金43亿美元,所以被称为“四三方案”。

总理还宣布:全国重点抓轻工,轻工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

化纤,这项重中之重的工程,改变了任正非的一生。

02

买设备是要花钱的。为了集中资金搞“四三方案”,主席一拍板,取消了“曙光号”载人航天飞船的研制。

这个工程是1967年确立的。苏联和美国的宇宙飞船相继上了天。文革开始后,举国陷入了亢奋的狂欢,想来一个超越美苏的大跃进。

刘慈欣老师在《三体》中写的红岸基地,也是在六十年代这种背景下建立的,我们要比美国和苏联更快地寻找到外星人。

在“曙光号”计划中,中国预备第一次载人就要上5名宇航员,因为要超越两个大国,飞船就要建得比它们大,上的人越多,越证明咱们技术的先进性。

主席还讽刺美国说,发的第一颗卫星才几斤重,像是抛上去了一颗土豆。现在要上人,也不能只上一个,而应该上一排。

苏联和美国在做飞船上天实验时,一开始没有用人,苏联用的是小狗,美国是猴子。但中国的计划是不考虑用动物作实验,起步一定要高,第一步就上宇航员。

但在这个过程中,出了几件事。

1971年6月,苏联在发射飞船时,为了超过美国飞船载人的数量,在只能乘坐两名宇航员的舱内挤进了三个人。空间狭小,只好把航天服脱了。结果返回时出现事故,三名宇航员全部死亡。

三个月后,在中国这边,发生了林副统帅乘三叉戟坠毁的“九一三事件”。而宇航员的训练是空军管的,所以也受到牵连,没法继续推进。

既然现在要发展民用工业,那就干脆取消算了。用主席的话说:

宇航员这事要暂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在确立“曙光号”计划的1967年,任正非正好大学毕业。四年前,19岁的他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大学。

这所学校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新成立的,把四川地区其他院校中的土木和建筑系拆分出来,再合并成一个专门的大学。也是模仿苏联的教育模式,建立分门别类的学院。

按说毕业就要离校了,但因为文革爆发,高校工作停滞,67届学生要推迟到68年才分配工作。

此时,在贵州,任正非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挨了批斗。任正非听了很着急,扒上一辆火车回家。他不敢直接在终点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下来,再步行十几里,半夜摸黑到家。

父母见他回来,没说欢迎,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让他第二天一早赶快走。怕有人知道,受到牵连,影响他的前途。

临走时,父亲送他一句话: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这句话比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了十年。任正非回到重庆以后,光外语就自学了三门。

也多亏走了,第二年分配工作时,遇上新成立的基建工程兵需要人才,而他学的东西正好对口,就入伍当了兵。那个年代被冯裤子老师称作“芳华时代”,能穿上军装可是人人羡慕的事。

基建工程兵是一个新兵种,成立于1966年8月1日。因为文革造成地方混乱,调度困难,但是一些国家重点工程还得建设,所以就决定把一些施工队伍整编成部队,便于指挥。

他们其实就是穿着军装的施工队,主要担负国防工程的施工任务,比如建造军用飞机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等。总理给他们题了词: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

入伍后不久,任正非再次回到了家乡。因为,他老家的贵州安顺地区,被确立为011航空工程的所在地,而他所在的部队正好承担了这项工程的施工任务。

后来,外国怀疑华为与中国军方有联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任正非的这段经历。

任正非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在接受采访时,经常有意隐去自己的这段经历,只说自己工作的起点是“四三方案”。

03

“四三方案”包括26个大型的工业项目,其中有四套化纤厂。

在选址上的原则是,要放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棉花原料短缺而人口又比较多的地区。

比如辽宁省的辽阳市,纺织业很发达,有个辽阳纺织厂,前身是1923年日本在这里建立的“满洲纺绩株式会社”,而东北地区人口又多,就在这里设了个厂。

作为国家重大工程项目,自然要由基建工程兵来施工。也就是这时候,任正非跟随部队,调去参建辽阳石油化纤厂,开始了他的东北故事。

辽阳石油化纤厂是四三方案里最大的项目,计划要建造21个生产车间,年产能达到8万吨乙烯、8.9万吨聚酯等,所以得从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三个国家引进设备。

光是从法国引进的设备,价值就达到2.7亿美元,由两家公司提供:斯贝西姆(Speichim)和德西尼布(Technip)。

任正非这次向外国记者讲述时,把名字给记错了,说成了“德布尼斯·斯贝西姆”,把两个公司给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一家公司的名字。

斯贝西姆公司是法国施耐德公司集团成员,主要业务是高分子合成原料和溶剂、石油化学产品、肥料、塑料和纺织品等。正好对口。

德西尼布也是法国的大公司,服务范围很广,包括可行性研究、浮动与固定式平台、上部设计与建造、项目管理与实施等,后来又进一步在中国开展业务。

1997年,德西尼布还与中国合资开了一家德希尼布天辰化学工程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天津。天津的好多公司都是“天”字头,比如天狮。

也是同一年,法国核燃料公司和斯贝西姆各出50%组建了一个新公司,叫Krebs-Speichim,翻译为克莱布斯-斯贝西姆。到了2000年,德西尼布又收购了克莱布斯-斯贝西姆50%股份。

中法两国从1964年建交后,关系不错,贸易量也不断增长。1972年,法国还邀请中国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博览会。

但是在支付方式上,两方产生了分歧。那时中国外汇筹备不多,没法一次性付清,只能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这就需要信贷担保。

中国希望用卖方信贷担保的方式,也就是由卖设备的法国公司向法国银行借钱作为垫付,中国再按期还钱给法国公司。但法国公司害怕有风险,想采用买方信贷,让中国公司直接去向法国银行借钱。

看起来都得还钱,中国为啥不放松立场呢?

因为,当时国内左的风气还很重,中国人把“自力更生”作为立国立家的最高境界,在对外贸易上贯彻的是主席的一句话——“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假如采用卖方信贷,只不过是和法国公司发生联系,但是如果采用买方信贷,就是和法国的国家银行打交道,不就相当于欠了外债嘛。所以,双方一直谈不拢。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是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西方大国元首。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个有面子的事情。

吉祥坊,双方达成协议,各退一步,采用混合信贷的方式。第二年,辽阳化纤厂在太子河边,破土动工,开始建设。

部队进入施工现场时,数十平方公里之内,没有一间房屋,任正非和战友们全部都睡在草地上。幸好是七八月份,还不算太冷。

后来修建了一批土坯房,但是漏风漏水,既不抗冻,也不防风,到了冬天,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28度。对于南方人任正非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吃的也没有新鲜蔬菜,就是把白菜和萝卜放在混凝土池里腌了,就着高粱饭吃。可能是离朝鲜近,学的人家泡菜的做法。

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东北大米,他们的主食是杂交高粱。这是1957年,一个叫周汉华的广东农民,把稻谷与高梁杂交的品种,提高了产量,林副统帅还给题了词,“杂交高梁向阳红”,在全国推广:

杂交高粱就像马和驴杂交生出骡子一样,杂种优势很强,它能适应各种自然条件,在旱涝、盐碱、风沙等低产区种植能增产,被称为“庄稼的骡子”“盐碱地宝贝”。

这么能适应恶劣环境的东西,肯定不会好吃。老百姓私底下管它叫“枪砂”。

在东北的日子里,任正非有了两点体会:

一是接触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二是吃着世界上最大的苦。

但那段时间,他又过得很快乐。因为要搞懂这些现代化设备,他就可以在厂子里放心大胆地读书了。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其他地方可没这待遇,尤其是涉及到外国的事,可得小心了。

比如,1973年,中国派了个考察团去美国学习彩色显像管的生产,临走时,美国公司送了几只玻璃蜗牛的工艺品做礼物。江青知道后很生气,认为:

这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

这句话直接导致中国滞后五年才引进了彩电生产线。一句话,全国人民少看了5年彩电。

到了1975年底,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的行为,也被有些人批判为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在“崇洋媚外”。

因为这些政治问题,四三方案的施工进展受到影响,建建停停,绝大多数项目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日期完成。直到文革结束,才走上正轨。

但这些做法,为后来提出改革开放开了头。回顾这段历史,小平同志说:

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04

文革结束,四三方案在政治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又遇到了技术难题。

1977年,在建造辽阳化纤厂时,需要一种检验设备的仪器,中国还没有。一个技术员曾在国外看见过,就给任正非讲了下大概是什么样子。

没想到,任正非竟然用数学推导的方式,把仪器的设计给推导出来,制作成功了。这个仪器的名字叫“空气压力天平”,体积小,重量轻,操作很方便。

虽是一个小发明,但是在文革刚结束的中国,一点小动静就能带来极大的鼓舞,证明科学技术是有用的。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文汇报》的标题是《我国第一台空气压力天平》:

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青年技术员任正非在仪表班战士的配合下,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杯准仪器——空气压力天平,为我国仪表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这种仪表是最近几年刚出现的,目前世界上只有几个工业发达的国家能制造。

因为基建工程兵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在这年底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五大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都到场参加。会议表彰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就有任正非。

之后,34岁的他又被选为解放军科技人员的代表,参加了1978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在6000名代表中,35岁以下的人只有150多人,占2.5%。

因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爆红的数学家陈景润,在这届大会上发了言,还跟小平握了手。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已86岁,身体有病,但他坚持坐着推车到了现场,还做了发言,名叫《科学的春天》,充满诗人的激情:

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我们一定要打破常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

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可能是这次发言太有激情了,很多民间科学家都受到了鼓励。接下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收到了几十麻袋的投稿,都说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要跟陈景润一较高低。

这些投稿经过认真审查,吉祥坊都进了废品收购站。

辽阳化纤厂在1982年建造完成,1983年1月正式投产。因为化纤布料的大量生产,大家不再为买一条的确良裤子排长队了。

穿衣服问题算是解决了。按计划供应的布票也就没什么作用,反而限制了消费。商业部发了通告:1984年起,不再印发布票。通行了30年的布票,就此废止。

名气越来越大的任正非,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又被选为了军队的代表。此前,因为父亲的出身,他一直不是党员,为了能参加这个党代会,还临时让他入了党。

十二大算是个总结会,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已经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完成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接下来就是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但是,这届大会的口号仍然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的说法。

中国还处于转型的过程中。

任正非虽然出席了这届大会,但什么都没听明白。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他是个单纯技术观点的呆子。

但他的人生,和中国一样,此时也进入了转折时刻。

就是这一年,小平同志认为时代的主题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大的世界战争是打不起来了,以后要把主要精力用在经济建设上。

在十二大召开的同一个月,中央军委下发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其实就是大裁军。方案要求,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所驻省、自治区、直辖市。

也就是说,基建工程兵这个兵种被取消了。任正非要脱掉军装,转业到地方。当时,他的级别是技术副团,相当于中校,他一心想能拥有一副军衔再退伍。

自从1964年取消军衔制后,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衣服上都是一颗红星、两面红旗,分不清是什么级别。这造成了指挥的混乱,也不利于鼓舞官兵的干劲。

改革开放后,要常与外国军队打交道,没有对等的身份上的识别,也不方便。比如,见面握手时,人家只能瞎估量,谁才是老大。所以,1982年,军委决定要恢复军衔制。

但多年来,军队的编制有很大问题,官兵比例不合理,军官人数太多又年龄老化,没法直接授衔。所以,军衔制只有在精简整编完成后才能实行。

结果,任正非就没有赶上趟,当了十几年兵,没带上军衔,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1983年,他转业到了深圳,被安排到一个国企上班。

直到1988年10月1日,军队才正式实施新的军衔制度。

此时的任正非,人生也有了新的开始。就在前一年,他辞掉公职,准备下海单干。

当时,深圳要求注册公司最低也要有两万块钱的资本。他通过集资,弄到了两万一千块,成功注册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就是华为。

如今它一年的营业额,超过六千亿人民币。

05

三十年后,华为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市场遍及170多个国家,为30多亿人提供服务。

从2015年起,华为已连续三年在电信运营商运营技术市场排名第一,占全球163亿美金市场销售收入的13%。

尤其是欧洲,成为华为最大的外国市场。在当年向辽阳化纤厂输出设备的法国,华为手机的份额占到了11.98%,仅次于三星和苹果。

中国不再是那个连裤子都穿不上的国家了。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与世界的关系也调转过来。当年,中国从西方引进技术和设备,而现在,中国的设备进入西方市场,供他们引进。

历史的进程也似曾相似。当年,在对待西方技术的态度上, 国内有着复杂的政治斗争。而现在,当华为的5G技术进入一些国家时,也遭到了质疑。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

任正非当年读书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2000年又改回去了,跟其他几所学校合并成现在的重庆大学。苏联式的教育体制现在不吃香了,当年被调整拆散的很多学校,都重新合并。

对待来自国外的新兴事物,最终还是要看它是否解决了生存的根本问题,从吃饱饭、穿暖衣,到今天的智能时代里,有没有让生活变得更便利。

对世界先进科技的学习,贯穿了任正非的一生。1998年,华为与IBM合作“IT策略与规划”项目,也就是向人家学习管理,以实现世界级的企业转型。为了这个项目,光学费就花了20亿元。

他说,中国离世界先进水平还很远,永远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

就在前几天,1月15日,他又破天荒接受了外媒的采访,在回答问题时,说了这样的话:

华为卖的是一个裸设备,这个设备上没有意识形态。这个设备是由运营商来掌控的,不是华为。

当我们近期在西方受到很严厉的挫折,我们还是支持我们国家继续走向更加开放。

因此,我认为,中国只有更加开放,更加改革,才会形成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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