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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鸡不叫 | 一个普通中国人为家族正名的奋斗

来源:晚归大叔

摘要:很多人并不认识孟令骞,但中国大陆人民,只要受过些初小教育,鲜有人不知道孟令骞的外曾祖父——“”。几十年来,孟令骞的外曾祖父是大陆人民集体记忆中的符号化人物,与“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并列为“四大恶霸地主”。

文/段宇宏

我当时想结识孟令骞——辽宁大连的一位七零后老帅哥,纯粹被他“蚍蜉撼大树”的较劲精神所打动。

孟令骞耗时五年写了一本书,跟“鸡”有关,这不,书名就是《半夜鸡不叫》,但他可不是跟“鸡”较劲,这只是一部特殊的普通中国人家族史。

说这部家族史普通,那是因为孟令骞的确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说这部家族史特殊,因为他的家族历史与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有关,而且多处涉及敏感区域。

一般人的家族史只要把家中故事娓娓道来即可,孟令骞的书不但有大量采访,还需要对国史、党史、地方史志进行考证和探寻。

孟令骞撰写这部家族史相当艰辛,外人很难全面体察,最艰辛之处并不在于查访与写作,而是太多太多“你懂的”原因,如果你不懂,我也没法一一告诉你。

很多人并不认识孟令骞,但中国大陆人民,只要受过些初小教育,鲜有人不知道孟令骞的外曾祖父——“周扒皮”。周扒皮的本名叫周春富,可他这绰号比真名还更广为人知。

根据木偶动画片改编的小人书《》。

几十年来,孟令骞的外曾祖父是大陆人民集体记忆中的符号化人物,文艺作品与各种似史非史的叙述中,周扒皮与“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并列为“四大恶霸地主”,在“新旧社会”对比的意识形态中,周扒皮是标志性人物。今天用百度和谷歌搜索“周扒皮”,那仍然算是热门的关键词^_^!

周春富显然比那三位“恶霸地主”更加出名,甚至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天南海北的朋友,好好回忆一下,从小到大,你身边是不是总有过绰号叫“周扒皮”的同学或同事?你在骂人时是否用过“周扒皮”这个称谓。没错,这个周扒皮就起源于孟令骞的外曾祖父。

周扒皮这一人物,来自曾经走红全国的自传体小说《》的第九章,《》本身是部颇为独特的作品——书名、主人公名、作者名三名同一,这样的情况的确罕见。

附着在周春富身上最为“生动”的情节就是“半夜鸡叫”,他为了催逼长工们早点下地干活,经常三更半夜趴在鸡窝上学公鸡叫唤,引起公鸡们打鸣,长工小玉宝看穿了周扒皮的伎俩,向大家揭示了真相,吉祥坊巧设妙计,将周扒皮好一顿痛打。这个情节体现“旧社会恶霸地主残酷压榨长工”,展示“劳动阶层具有大无畏反抗精神和无穷智慧”,成为经典篇章。


孟令骞近照,他曾经当过水手、国企宣传干部、都市报记者。

好吧,说到这里我可以点一下,孟令骞为家族正名之所以如此艰辛,简而言之就是他的外曾祖父是个被强行附着了太多意识形态的“符号性人物”,Understand?

作为曾经的文学青年和新闻记者,孟令骞试图探寻“半夜鸡叫没叫”、“周春富到底是何许人”、“《高玉宝》一书有什么样的创作过程”……他的书就围绕这些核心话题展开叙述,抽线剥茧进行考证。《半夜鸡不叫》不仅涉及家族史,还展现他家乡辽南地区在清末、民国、伪满、内战、土改等时代的风貌。

到底是什么促使孟令骞走上为家族正名的道路呢?说来还是跟自身经历有关,可是有类似经历的人很多,未必每个人都会做出孟令骞的抉择。真的不是每一个受过苦难与伤害的人,都愿意去追求公正和事实。还有些人走上了刷新人类三观的道路,成为奇葩,这我就不点名了,微博上大有人在啊。

孟令骞有个表姐,近年承包了一片山林,跟他通电话时告诉他准备开个“野味店”,想把店名叫作“半夜鸡叫”,孟令骞心里相当不是滋味,赶忙叫她就此打住。他有朋友跟他开玩笑:“你外曾祖父说来还挺有创意的,居然还会趴在鸡窝上学鸡叫”,孟令骞内心总有压抑不住的愤怒。

我对孟令骞的这种“较真”和“敏感”持一种敬佩的态度,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实在太缺乏追求事实与常识的较劲精神了。

孟令骞儿时喜欢在邻居的大孩子家玩,因为人家有一箱小人书,邻家大孩子经常特意给他看课本《半夜鸡叫》。他当时觉得这个故事特有意思,不认识的字还向对方请教,读到小玉宝用计痛打周扒皮时,与大孩子一样哈哈大笑起来。

有一次,跟村里孩子吵架,那些孩子突然指着他喊“周扒皮、周扒皮”。这时他有点回过神来,突然想起,吉祥坊邻家大孩子平时对他比较吝啬,但每次给他看《半夜鸡叫》课本时却显得格外豪爽大方,并且脸上还挂着奇怪的笑容……“自己母亲不就姓周吗?”

似乎悟出了点什么,孟令骞仓皇逃回家问母亲:“咱家是不是周扒皮”?母亲先是怔住,然后重重地给了他一耳光。母亲以前很少打他,孟令骞哭得很伤心,然后母亲搂住他,跟他一起哭,他明白了不少事儿。

此后孟令骞变得敏感和自卑,不敢跟别人吵架,总觉着低人一等,好像有啥把柄被别人抓在手里。

根据《半夜鸡叫》改编出版的小人书、漫画更是不是计其数。

上小学四年级时,打开新发的语文教材,他的脑袋突然大了,自己最不愿见到的那篇文章《半夜鸡叫》赫然出现在课本上。离这一课的时间越来越近,孟令骞有种大限将至的感觉,希望自己病倒,希望老师请假,总之,出点什么意外躲过这一劫最好。

没想到,上这课的那天,老师第一个点了他的名字,让他起来读课文,他人生中首次深刻体会到何为“五雷轰顶”。

孟令骞回忆,他摇摇晃晃站起来,含着泪水读完课文,两腮发烫,就像着火一样。那一节课老师说了什么,他已听不清楚,但同学们的窃窃私语他却句句入耳。同学们目睹一个“传闻”获得证实,现场见证教科书著名反面人物的后代,大家好兴奋!

 

这样的经历在孟令骞的成长过程中可以说屡见不鲜了,心中一大堆疑问伴随着自己长大。孟令骞成人后,当过水手、国企宣传干部、都市报记者,后来定居在大连。

时光一转眼到了2003年初,互联网兴起,孟令骞在大连地方的门户网站天健网发了篇五千余字的贴子,名为《故事和半夜鸡叫有关》,讲述母亲家族的故事。论坛一下子喧嚣起来,参与讨论者甚众,文章顿时成为热帖,形形色色的观点纷纷登场。最终,这个帖子因为涉及敏感历史而被删除。

孟令骞说:“自己的家族故事,知道一些,不过要让我把‘半夜鸡叫’有关的整个大背景和来龙去脉说个清楚,道个明白,当时真没这个能力”。

高玉宝怎么从家乡走出去,外曾祖父的命运与时代有何关系,《半夜鸡叫》的故事如何走向全国,每一个细节的真相如何?那时孟令骞对这些事也只有一些模糊印象,似是而非的概念。

他决定冷静下来,开启一个秘密行动,考证细节的真相,探寻家族的历史。打那时起,孟令骞出入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旧书市场,千方百计寻访亲戚朋友和当事人,请教史志专家;开始拼命阅读历史、政治、军事著作,甚至还学习动物学、气象学、农学知识。孟令骞这本家族史的撰写,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汗水。

人民出版社的《高玉宝》一书,《半夜鸡叫》是其中的第九章,但这个章节的影响超过了其它部分。

现在我们来说说《高玉宝》一书中的真名角色周春富是何来历。

周春富,辽宁大连瓦房店市(以前叫复县)阎店乡人,老周家也是闯关东从山东来到东北的,具体哪一年迁来,周家后人也记不清楚了;跟所有移民过一样,他们自己动手垦荒,一代代在此地繁衍生息下去。

1914年当地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复县共有耕地1517570亩,农户46610户,87%是自种户和自种兼租种户,仅有少量农民完全靠租地为生。东北所有地区都有这个特征,地广人稀,人地关系不似中原地区那么紧张。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他只继承了几亩薄田能够果腹。周春富跟大多数中国传统农民一样,对土地有着一种深深的眷念,在他看来,其它东西都是浮财,无非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真正的保障,地里不仅能长出一家人的饭食,还能盖房子繁衍子孙。

攒钱买土地、盖房子,让家人和子孙过上殷实日子,几乎就是周春富全部的人生梦想。周春富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殷实之户。

1911年周春富38岁时,周春富的人生梦总算兑现——位于阎店乡黄店乡这个小村屯里的“周家大院”落成。所谓“周家大院”就是三间石头房,当年黄店乡居民大多住的还是泥草土房,只有家中殷实的农户才有石头房,而住青砖瓦房的大户都住在复县城里。

光绪二十年的时候(1889年),周春富的哥弟三人早就分家过日子,这次在老宅基上盖石头房要用到很多石材,周春富农闲时请兄弟们帮忙,或者歇工时带着大儿子从山沟里车推肩挑运回来的,起早贪黑准备了小半年,孙家屯的老丈人家也答应借钱买房屋檩柱。

虽然只是三间房,周春富却一遍遍做着规划,他希望自己将来的房子伸展出前院、中院和后院,有睡炕、厨房、仓房、农具房、碾房、磨房、畜房、饲料房、伙计房和车棚,此外有猪圈、厕所、鸡窝、柴门、大门、菜园和打谷场。那一年,周春富人生梦想初成,“周家大院”让他家成为村屯里的富裕农户,但老头子劳累得脊背有些微驼了。

这就是周富春的人生梦想——“周家大院”,土改时被分给另一个成分被划为贫农的村民,直到2006年,三间石房子还存在。站在门口,也许我们还能想像出,当年身着土布衣,一身尘土站在院子门口的周春富。

周春富老头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孟令骞在调查采访中惊奇发现,儿女们对周富春“恶评如潮”,倒是家中的长工、短工反而对他印象较好。

儿女们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老头不仅对待他自己特别抠门儿,对家人更是吝啬。别家的女儿不上山干活,而周家却不行。周老头反对儿女们穿红戴绿,因为这样的打扮,干活肯定怕沾灰,不愿上劲儿。

碗中剩下的粉条如果吃不完,周老头要求捞出来晒干,留着下一顿吃。老头向儿女们提倡:“饭要吃八分饱,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不能过夜,因为这样会多吃一顿饭,真不愧是“周扒皮”。

对家中的长工和短工则又不一样,周老头认为,对人家不好,人家不会好好上劲给你干活。周老头特看重农活好手,对这些人比对亲人还亲。周老头要求别人要勤俭,他自己也从不享清福,同样不分寒暑地起早摸黑干活,天天忙个没完。周春富的性格,其实是那个年代农村富裕农民身上很常见的特征。

人们读《半夜鸡叫》一类的故事,常误以为当年的长工、短工与东家是类似奴隶主与奴隶那种人身依附关系;其实在以前的中国农村,这是一种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自由雇佣关系,农活多的人家常会请人帮着做工,有时候也帮别人家做工,这种互帮关系在领里、亲戚、朋友中也很普遍。

文革时,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剥削故事”,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一旁的干部见状不妙,赶紧把孔兆明拉下台。

还在内战期间,周春富曾两次被划成分,第一次被划为富农,第二次被划为双富农(因还经营小作坊),并被人用绳子蘸着水抽打而死。孟令骞近年从县档案馆获悉,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5日,全县在这次风暴中共处死有1900余人,后来档案馆的专题报告中,以“XXX”的符号代替。

周春富死后,土改纠偏,周家最终还是被划成富农,但周家子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免不了被拉出来批斗,成为“运动员”。可就按当年的成分划定来说,周春富也仅是富农,绝不是“恶霸地主”。

很多年后,孟令骞得知毛泽东的家庭成分也是富农,并把此事告诉“老运动员”的姥爷(周春富的儿子周长义),姥爷感慨道“咱家待‘扛活儿’的也不薄啊……怎么会,怎么会呢,人家毛主席怎么会和咱一样成分?”

原本在中国农村,并无阶级意识,也没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这些概念,实际上这些事物全属“舶来品”。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取法自苏联,把相关的意识、话语植入农村。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均被阶级意识和话语所颠覆。周春富只是这场暴风骤雨运动中不幸的一个小人物,不过周老头却千万想不到,自己死后成为“恶霸地主”的典型,闻名全国。

周春富变成“恶霸地主”跟后来的《高玉宝》一书的创作过程有关,是随伴着特殊要求不断被“加工”和“拔高”。

当年在周家干过长工和短工的几个人还在世,与周家仍有来往,其中刘德义与周家交往深厚。根据他们还原出来的周春富形象,这个满身尘土,一身布衣,腰间缠着破布条的“恶霸地主”,今天走到任何一个乡镇招待所都会被轰出去,因为实在土得掉渣,看上去并不比一个乞丐强多少。周春富的生活水平搁今天,城市中一个刚工作的白领都让其相形见绌,放在当时的发达国家来看,可能只比贫困户好一些。

“战士作家”高玉宝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五百多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就累计发行450多万册,成为1949年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

其中第九章《半夜鸡叫》,直到九十年代初仍是语文教科书中的重要课文,还被拍成木偶剧和课本剧。改革开放之后,五六十年代的很多作家早已沉寂,而高玉宝仍经常成为新闻人物。据统计,他被全国20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在全国各地进行过4千多场报告,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皮与半夜鸡叫自然是报告中最生动的故事,也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高玉宝老先生向孩子们讲述“半夜鸡叫”的故事。

严格地说,这本书是高玉宝“画”出来的。1947年,正值国共内战,高玉宝从军后,仍是个文盲战士,他1948年的入党申请书便是一幅很有趣的画。中华人民国共和国建立之初,实施扫盲运动,推崇“工农兵文学”和“工农兵作家”,提倡“工农兵故事,工农兵写”,高玉宝经过识字速成班的学习后,很快脱颖而出。

1951年年底,署名为“荒草”的作者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报道了文盲战士高玉宝刻苦学文化和写书的事迹,《解放军文艺》还陆续刊出了高玉宝小说的部分章节,《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即是其中两篇。全国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高玉宝很快被塑造成脱盲典范,一名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著名工农兵作家、文艺战士。

出于时代的政治需要,民国时期已成名的茅盾、巴金、曹禺等名作家,当时已写不出能体现“阶级对立,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作品,反倒沉寂下去。随着高玉宝的走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陆家喻户晓的人物。高玉宝本人曾二十余次受到毛、周、朱、刘、邓等领导人的接见。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中,《半夜鸡叫》更成为忆苦思甜,进行革命教育的经典教材。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些教改论文中,仍在探讨老师如何教授好《半夜鸡叫》这一课,通过文中对“周扒皮卑劣行为的形象描写”,老师要循循善诱,引导思考,向学生们“揭露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罪恶本质”,认识“长工们反剥削、反压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反抗精神”。

按理说,文艺作品可以虚构,但此书人物使用真名真姓,出于政治需要被推向全国,收进教科书,并曾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也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不但作者长期坚称所写为真实,而且多年来各种新旧社会对比性质的叙述、教育、展览中,真的又被作为真实历史来看待。

阎店乡乡史小组的老教师宋乃文曾告诉孟令骞,此地虽然是个穷地方,但出过名人,作家高玉宝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宋乃文说,周扒皮不能算作当地出产的“名人”,他们几个写乡史的写人记事都要找人签字确认,但周扒皮不能写进历史,因为周春富不是书中的那个“恶霸地主”。

孟令骞在调查《高玉宝》成书过程中,发现出此书背后另有真正的作者。有一次,孟令骞搜寻史料时,从古旧市场淘到最初的《高玉宝》版本,由解放军文艺从书编辑部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他发现后记中有署名为“荒草”的文章——《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这一线索。荒草到底是谁,他与《高玉宝》到底有何渊源?孟令骞开始苦苦探寻。

经过艰苦查访后,孟令骞只得到零星信息:荒草,原名郭永江,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其它信息则一无所知。

曾经有两次,似乎要拨云见日了,却很快又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

郭永江,笔名荒草,《高玉宝》成书成名,跟他有非常深厚的渊源。

2005年夏天,孟令骞有了一场奇遇,他在大连逛花鸟市场时,结识一卖字的老者。攀谈之下,得知老者名为阎富学,时年90岁,精通英俄日三国语言,完全是本活的“历史宝典”。更令孟惊喜的是,阎老告之,他有一胞妹,名阎芙蓉,早年离家出走后参加四野,所嫁的丈夫名叫郭永江,有个笔名叫荒草,在《解放军文艺》干过,给高玉宝改过书……

阎老找来一张荒草的照片,1957年在大连和他们全家的合影,照片中的荒草,怀里揽着一个小孩。荒草在建国初期负过伤,后来就提前退休了,1970年回四川老家生活。阎富学老人把荒草子女在重庆的联系方式详详细细的写给了孟令骞。

孟令骞给荒草在重庆从事档案工作的小儿子,大概就是当年荒草照片中怀里抱着那个小孩写了封信,表明了自己身份,措词谨慎而真诚,希望对方能提供一些荒草的资料,这封挂号信却久久等不到回音。

一个月后,孟令骞给阎富学老人打电话,老人没问姓名也不问来意,就在电话里像是自言自语,“没什么可提供的了,都那么多年了”……孟令骞沉默了,心想“这一定是荒草子女对我那封信的回复。”

但孟令骞还是特别感激与阎富学老人的这段奇遇,“他在时间的渡口,让我看见了荒草隔岸的身影”。阎富学老人赠予他的那本手抄本回忆录扉页上,有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梦一样的生活你会忘记吗?”孟令骞当时想,也许还是机缘不到,先顺其自然,必要时可以到重庆去寻访“荒草”。

突然有天,孟令骞在网上发现一个名为“一博为快”的博客,博主是个78岁老太太,曾与郭永江是同事,也认识高玉宝;但联系上老太太后,对方回复,荒草如何帮助高玉宝改书的详情她并不了解。

线索再次中断!

直到2008年,无意间浏览到四川资阳文艺网一篇文章,孟令骞才有了重大突破,文章介绍说,《高玉宝》长篇自传体小说,前13章12万字,为资阳的作家郭永江所著。

半信半疑之下,经过一番颇费周折的联络,通过当地作协主席唐俊高介绍,最终找到了从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洪林与郭永江生前有密切的书信来往,保存着丰富的资料。孟令骞这才详尽了解到关于“荒草”其人与《高玉宝》成书过程。

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泽东赞扬,1951年赴朝鲜采访,后与魏巍同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可到四十岁就病退,70年代回故乡资阳居住,不久迁到资中,1984年居重庆,不幸于1993年去世。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的前13章均为他所写。当时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他帮高玉宝修改自传,但他觉得改不了,干脆代笔。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

不过在反右运动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吉祥坊彻底退出,均是出于当时的“形势需要”。但郭永江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声明《高玉宝》是他的著作。王洪林与孟令骞均感慨,荒草一生的著述颇丰,然而加一块还不如《高玉宝》有名,不过署名权却长期旁落。

关于《高玉宝》一书中的某些细节真伪,近年来有不少人撰文指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市场关系的史实来看,书中很多细节与事实相悖,这也是周家子女、大多数长短工以及当地史志研究者的共识。周家子女和多数长短工回忆,他们印象中高玉宝并无在周家干活的经历,此事在孟令骞的书中作为重要疑点进行考证和讨论。

该来说说最著名的“半夜鸡叫”这一情节了,所谓“雄鸡一叫天下白”,人们早把公鸡打鸣当作天亮的重要标志。孟令骞为此不仅查过文献,还特地请教畜牧方面的专业人士,在书中进行了详解。

“公鸡啼鸣,是青年公鸡达到性成熟的特征(童子鸡是不会啼鸣的),又是成年公鸡性活跃的愉快表现。而鸡性的成熟,由主要取决于光照的时间和强度。所以公鸡啼鸣是一种光刺激状态下的条件反射。多次反复的条件反射,又建立生物钟机制。”

孟令骞还跟技术人员亲自去做了试验。“在寂静而完全黑暗的条件下,突如其来的噪声,是一种试应激,会在心理和行为上,打破鸡的平衡状态,造成神经质(诸如惊恐不安、乱飞乱叫),产生防卫反应,而不会发出欢快的啼鸣。”

不过近年日本生物学家研究发现,如果人为制造光线,有时候甚至声音,也可以诱使公鸡打鸣,但这当中需要不少现当代的技术条件。周春富这老农民首先得不制造任何让鸡不安的动静,并且要有超一流的口技。

周春富当年肯定无法去制造最重要的因素——光线,诱使公鸡打鸣,那他会趴鸡窝学公鸡叫诱使公鸡打鸣吗?首先,当事人们都没听说过这事儿。其次,周家的长短工长期干农活,生活在以鸡打鸣作为劳作时间提示的农村,他们会连这一点时间概念都没有,还需要聪明的小玉宝特意来点醒他们?

孟令骞的这本书差一点就出版了,不过……

另外,这种做法不仅不符合常情常理,还违背周春富这个老庄稼汉的性格与利益。按照《半夜鸡叫》里的说法,周春富半夜三更趴鸡窝诱使公鸡打鸣是为了催逼大家下地干活——锄地。

我们先假设,周春富真的苦练了一流口技,又不动声色地趴在了鸡窝旁边成功诱使公鸡打鸣。可“锄地”是一项技术要求很高的农活,普通农活儿手大白天都经常错把禾苗当作杂草锄掉,这深更半夜黑灯瞎火的,长工们去锄地,如何分清谁是杂草,谁是禾苗?周和长工们都是庄稼好手,连这点农活儿常识都没有?何况错锄了禾苗,以周春富那勤俭和抠门性格,如此严重损害利益的事儿,还不得心脏病发作。

互联网兴起后,质疑的声音泛起,高玉宝老人也声称,自己作品是所见所闻集中概括,比如他家乡有四个地主都半夜学鸡叫,写书时给集中到周扒皮身上了。他甚至还专门练就了公鸡打鸣的口技,作报告时向大家现场表演。

第二次,总算在台湾成功出版了。但我很怀疑,台湾看这本书能摸得着头脑吗?书里所说的事儿对他们的历史记忆和生活经历来说,太过陌生。

《半夜鸡不叫》一书面世,高玉宝老先生知道了孟令骞的存在,也不是很服气,找人传过话,大意是:当初我写《高玉宝》是形势需要,现在他写了这本书,咱们可以谈谈,需要我道歉我就道歉,现在很多人要替我打官司,我都劝住了,他还是个孩子啊,犯了什么错误,我都可以原谅他……

书写成以后,出版却颇费周折,个中艰辛就不便向外人道了。其实,孟令骞也不想为难高玉宝或任何人,必竟这些都是时代与政治的产物,他只想为家族正名,讨回一点点公道。

孟令骞的家族曾遭受了那么多苦痛和委屈,到现在连个“歉意”都没收到过,作为旁观者,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只能给这样一个为家族正名而奋斗的普通中国人点个zan。

转自史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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