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作者: 新闻

作者:煮咖啡的劳伦斯  来源:荒诞主义咖啡

1

那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起因于当晚我必须要打一个电话。

三十年前,我刚到伦敦,在伦敦经济学院(LSE)做访问学者,每个月从福特基金会那里拿600英镑的补贴,而公派的留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是300英镑。留学生在英国的时间长,读完学位可以在那里找工作,而我在那边的期限只有六个月。我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省下300英镑,大约合人民币3000元,这相当于我在国内工作20个月的收入。六个月在外工作的积蓄,足够回国后过上不错的日子。

所以,当时对我来说,省钱是第一要务。为了省钱,我在西区Earl’s Court附近一座很破的房子里,租了一个小房间。那时候没有手机,房子里也没有装电话,所以,晚上和周末,别人联系不到我。如果我想联系别人,就要用外面大街上的公共电话。

住同一个房子的爱尔兰人,在伦敦东区的建筑工地工作。他教给我一个办法:10个便士的硬币和50便士的硬币的直径是一样的,如果在10便士硬币女王头像的那面裹上一层锡纸,投到收费电话里面,屏幕上就会显示是50便士,这样打电话的费用就变成正常费用的五分之一。

那时我认识一位国内来的L君,已经在南安普顿大学读完通讯博士,在帝国理工做博士后。他告诉我,他们那里学工科的留学生,会在实验室里把10便士的硬币边缘钻一个洞,拴一根线,打电话的时候把这个硬币从投币孔投进去,可以再拉起来,如此循环往复,一个硬币可以重复使用很多次,相当于每次打电话都是免费。理科生的动手能力总让我特别羡慕,另外一位T君跟我说,他们还可以用萝卜刻图章,自己做国内大学的成绩单来申请美国大学,这个技术难度貌似不大,但我没敢试。萝卜上刻图章这事,跟本文没关系,暂且不表。

我深信L君手里有个拴了线的硬币,但他跟我说他自己从来没用过。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很高,但技术难度大,我找不到打孔的工具,吉祥坊只能采取爱尔兰人的方案。我请爱尔兰人在酒吧喝了一品脱的啤酒,他送给我10个裹了锡纸的10便士硬币,可以用来打5分钟国际长途。

2

那天是个星期天。伦敦初夏的夜晚,刚刚下过一阵雨,湿润而又温暖,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街上没有什么行人。我租的房子,是华威路(Warwick Road) 27号,从这里向左走大约100米,就是和Kempsford Gardens交界的路口,路口左侧,有两个电话亭,一个只能用电话卡,另外一个是可以投币使用的。

伦敦的红色电话亭像个小屋,开门进去,里面只能容下一个人,很私密。我背对着门,把一个硬币扔进投币孔,咣当一声,小小的屏幕上显示出,50P。心中窃喜,又投进一个,100P,其它八个硬币留在口袋里。摁下电话号码后,不是忙音,但没有人接。我一直等着,直到大英电讯的录音电话告诉我:The person you are calling is not available, please try later。

不可能啊!这是传达室的电话,总该是有人的。那个老大爷我很熟悉,他接到电话,会对着楼道大喊接话人的名字,每个房间里的人都能听到的。今天怎么会没人接呢?

硬币落下,我又投进去,如此反复几遍,都是没人接听。我开始有些着急。

突然,听到背后有人敲门。回头一看,电话亭外面是两个块头很大的白人青年,吼吼叫着,对我摆出李小龙电影里常见的那个架势。

当时我以为他们是开玩笑,而且可能也是急等着要打电话,于是赶紧挂上电话,取出硬币,想出门道歉。我试图推开门,但他们当中的一个瞪着我,嘴里面嘟囔着,用手把门抵住,另外一个人摇头晃脑,举着双拳,做出要搏击的姿势。

电话亭绝对不是我可以抵抗的地方,门上没有插销,显然我必须要出去。猛然间,抵住门的那个人把门拉来,另外一只手伸进电话亭,抄起电话,向我头上砸来。我没能躲过,但电话亭很小,电话线也很短,他使不上太大的力气。趁他没转过身,我赶紧抱住头,从他腋下逃出。但刚出来,另外一个的拳头就上来了。我重重地挨了一拳,又被拿电话砸我的人踹了一脚。我强撑着,没有倒下,但又有拳头砸了过来。

以我的个头,是没有任何反击的可能的。我什么都来不及想,瞬间的反应是,跑!我的体育一直很差,上大学体育课跑百米的成绩是16秒。但那天晚上的速度,肯定是超常发挥了。

他们在我身后喊叫着,并没追出多远。骂声渐渐远去,我只顾朝前跑,前面街角那里有一个巴基斯坦人开的24小时杂货店。等我闯进去,正好遇上我同楼的爱尔兰人,听我大喘着气把情况讲了,他二话不说,要我带他去电话亭那边。

等我们再过去,追打我的两个家伙已经不见了。

那个晚上,身上挨了几拳,但并无大碍,头上被砸出一个包。躺在床上,心里特别难受,愤怒、屈辱,同时又特别憎恨自己的逃跑,如同一个懦夫。其实,我也明白,逃跑,在那种情况下,是最好的选择,我是打不过人家的。

如此,一夜未眠。但想的更多的还是,为什么没人接电话呢?传达室的老大爷呢?那一天,她在哪里呢?

3

第二天,周一,伦敦阳光灿烂。事实上,我对那个夏天的记忆里,多雨的伦敦总是阳光灿烂。

我工作的三得利-丰田经济研究中心,是日本人资助成立的,位于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大楼的最高一层,进进出出有很多日本人、印度人,还有中国国内各大机构派出来的进修人员或访问学者。吉祥坊我们这些人背景未必一致,但在当时能出国进修或访问,已经算是很“精英”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省钱。

据说,比我早到的访问学者中,有人从洗手间拿走卫生纸,以至于便池边上曾经有过一个告示,提醒不要这样做;来自社科院的著名学者Z君,坐地铁逃票,好几次被抓住;来自南京大学的X君,经常在公共厨房煮方便面,然后端着盆子,稀里呼噜地吃着面,从厨房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来自国家物价局的T君,对厨房的微波炉发生兴趣,把生鸡蛋放在里面,转动过程中鸡蛋爆掉,正好被研究中心的主人Nick Stern教授看到。(又记:Stern教授后来先后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及布朗首相时期的英国财政次臣,被授予勋爵,多次到中国访问)。

我们的办公室在437房间,曾经是留英经济学会的秘书处,现在国内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到过这里。房间里面有个放资料的三角形小隔间,来自财政部的W君为了节省租房费用,干脆住在了里面,平时让别人轮流给他带饭,洗澡就去学院的健身房。

R437, STICERD, LSE, 1989

我能感觉出来,研究中心的英国人,大都不怎么愿意和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进修人员和访问学者们交往,但至少表面上很友善、很礼貌,也很感兴趣和我们一起做学术交流。有几个年轻的博士生,如Peter Lanjouw,Stephen Howes,对我们很热情,经常邀请我们一起玩。平时和我聊天最多的,是印度研究项目Jean Dreze的秘书Jacky Jennings,一位非常优雅迷人的英国中年女士。

那天我到研究中心,脑袋上仍然有头天深夜被电话砸出的那个包,一夜未眠,状态很差。Jacky从新闻上知道中国那几天发生了什么,她也能看出我的沮丧和疲倦,提议说,外面天气很好,中午我们一起去圣-詹姆斯公园草地上午餐吧。

圣-詹姆斯公园在白金汉宫的正前方,草地上有很多人脱了衣服晒太阳,恋人们在缠绵,孩子们在嬉闹,湖里悠闲漫游着各种水禽,凉亭里有个小乐队在演奏,但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还在想昨晚被打的事情,想着北京发生的事情,以及那个没有接通的电话。她会在哪里?

我的状态很恍惚,Jacky能看出来。她的眼光慈祥而又明亮,至今,我都能清楚地回忆起阳光下她脸上的皱纹,那是我此生见过的最美丽的皱纹。Jacky对我说:下午不要回学校了,我带你去西敏寺大教堂走走。

从圣-詹姆斯公园到西敏寺大教堂,只有五分钟距离,那个年代,旅游者不像如今这么多,参观教堂几乎不需要排队。西敏寺大教堂是英国王室上千年来加冕和举办婚礼、葬礼的教堂,浓缩着英国的历史。Jacky带我穿过教堂,特意指给我看教堂里那些名人的纪念碑和墓地,除了英国历代的君王,这里还埋葬着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和艺术家。我们走过牛顿、达尔文、张伯伦、克伦威尔的墓地,看过了诗人角那里埋葬着的乔叟、狄更斯、哈代和白朗宁,吉祥坊驻足在一个四周被鲜花围绕的墓碑旁边。

这块墓碑下,埋葬着一个英国战士的遗骸,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和军衔,没人知道他的家乡和事迹。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首相亲令,英国人从法国的阵地上寻找回一个无名将士的遗骸,以最隆重的方式运回祖国,吉祥坊以国葬的规格,在举国注视之下将其安放在西敏寺大教堂最显眼的位置。多少年来,这个无名战士在英国历史上的君王和圣贤中间,一直享受着人们最隆重的哀悼和怀念。这块墓碑,是西敏寺大教堂内唯一一块人们不可以踏足而过的墓碑。

Jacky对我说,当年安葬的时候,英国皇室几乎所有的成员和高官显要们都在场,吉祥坊抚摸棺木的是100名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们。

4

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很多,我不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每年在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那个晚上在西伦敦华威路上挨打的经历、次日Jacky带我去过的地方,想起西敏寺教堂那个被鲜花围绕的无名战士之墓。

挨打的疼痛是暂时的,头上被电话砸起的大包,没过几天就下去了,那时,我还年轻。对于袭击我的两个白人青年,我早已忘却了他们的样子,也从来没有试图去想象他们今天会怎么样,只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不是我遇到的最坏的人。

但是,那个晚上,如果我不是拼命地逃跑,而是去和他们搏斗,结果不敢想象。面对比你强大很多的力量,反抗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有多么屈辱,不管有多么不甘,不管你自认有多么正义,你只有一个选择,逃。

而如果你赤手空拳,却要面对持枪的暴力,奔跑是没有用的,你无处可逃!枪声响起,年轻的生命倒下。而他们的母亲,却依然需要在屈辱之中,为他们收拾遗物;在冰冷的太平间里,为他们擦干脸上和身上的血迹,此后终生只能默默地哭泣。这就是那两天发生的故事,在东方遥远的故土。

在西伦敦华威路上挨打的那天发生的一切,结束了我那还没有真正开始的爱情,改变了我的人生。第二天,在伦敦夏日的阳光下,在圣-詹姆斯公园的乐声中,在西敏寺教堂外的草地上,Jacky像母亲一样陪着我,但我不知道该对她说啥,我也不知道未来等待我的会是什么。但至少,伸开双臂,我还能感受到温暖;摸摸头顶,我能感受到疼痛;闭上眼睛,我能听得到鸟鸣。我还有个人生,我还会有新的爱情,我还会和柔软的肉体相拥。而就在那之前,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变成了冰冷的数字。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话还没有讲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的欢乐未享。

安睡在这温暖的土地上

朝露夕阳花木自芬芳

哦,没有一句话,留在世界上。

5

八年之后,我回到中国。

在南方的一个省会城市,我又见到了钢琴系的那个女生。原来,那天之前,学校就已经宣布放假,她的父亲特意赶到北京,把她带回老家。第二年毕业,她被分配到家乡的音乐学校,有规定两年内不准出国。从此,她就再也没有回复过我的信件。

当我找到她的时候,我们各自都已经有了伴侣,相对而坐,少年时的亲切和关怀仍在,但也增添了许多成年的生疏,岁月横亘在了我们之间。此后她来北京,我们一起吃过几次饭,约定要常聚。遗憾的是,这些年里,我走过不少地方,和很多故人竟慢慢失去了联系。因为要写这篇文章,我上网搜索了一下她的名字加上钢琴两个字,百度百科里,有她坐在钢琴前的近照和介绍,有她接受采访的视频。在她们那个城市,她是一个很有些名气的钢琴家,省里很多大型的演唱会和歌咏比赛,都由她来钢琴伴奏。

我有个老友滕征辉,三十年前,我们都在体改所工作,曾经一起租住过音乐学院的宿舍。不久前,我们聊天提起当年的事情,提起钢琴班的女生。我说,我们俩曾经很要好,所有的回忆都是温暖的,今生应该还会相见。老滕看着我,大喝一口啤酒,意味深长地说:美好是不可触摸的。

当年传授我硬币上拴线的L博士很早就回国了,后来担任了国内一所著名的邮电大学的校长,在科研上和教学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任期间,该校为国家建立了最安全的互联网防火墙。

至于其他那些同期在伦敦经济学院做短期访问的人,离开后就也没有联系过。九十年代末期,有人跟我说,他们几乎全都下海经商了,在小隔间住过的W君回国后开了好多家加油站,最早发财;传授给我在萝卜上刻图章的T君现在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岁月静好,人间喧嚣,时代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浮躁着。

6

三十年,对历史来说,只是一个瞬间,只是一代人的谢幕和一代人的长大。而三十年,也是一个人的半生和许多人永远的失去。

有一天,我和远在英国读书的女儿聊天,她说喜欢那个国家的传统和历史。是的,英国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教会了我记住,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怀念。这一点,在我年轻的时候,以我当时的浮躁和狂浪,并无知觉,但很多事情的发生以及我们认知的变化,会来自潜移默化,会发根于那无数个无所事事的午后的胡思乱想。随着年龄的增长,猛然之间,你竟会意识到:记忆不同于怀旧,它不但不是衰老的标志,反而更是保持年轻的神秘之泉。

卢梭在《忏悔录》写道:“我以回忆往事滋养自己,在我的体内寻找养料”。记忆,是一种神佑,是一条辗转的河,通过它,我们可以找到北岛诗中所讲的“生命之湖”;记忆,是记忆者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的过程,是一种打破沉默咒语和拒绝谎言的行动。

记忆对个人如此,对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一样?1972年,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发生星期天血案,13个年轻人被英国驻军枪击死亡。对这一事件的纪念和调查,从那之后从没停止,将近40年后,卡梅伦首相在位期间,才终于有了定论;1989年4月15日,96个利物浦球迷在谢菲尔德观看足总杯半决赛时,因球场发生踩踏而死亡,这就是著名的希尔斯堡惨案。在死者家属的要求下,对责任方的调查进行了将近28年,终于在2017年真相大白,整个英伦相拥而泣。

还记得《权力的游戏》吉祥坊一集里提利昂说过的那段话吗?“思考我们血腥的历史,我们犯下的错误,什么能使人们团结呢?军队,黄金,还是旗帜?这些都不是,真正能够号召人们的,是故事,只有故事,才会势不可挡,所向披靡”。他所说的故事,是历史的记忆,是真相。一个不能正视历史,选择集体失忆和拒绝真相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是不会有真正的新生的,是不会被世人尊重的。

记忆和真相,从来都不是为了离开的人,逝者已逝,他们什么都不会知道了。但倘若要使那些本来不值的逝去都能重新创造出些意义,唯一的出路便是记忆。记住他们,不仅是对逝者苦痛的亲人的慰籍,更是幸存者面对未来的使命和责任。

这么多年里,我一直都没有再进去过西敏寺大教堂,每次从那里经过,都看到门口长长的队伍。下一次再到伦敦,不管多忙,不管排多久的队,我都一定要再进去那里,以我的回访感谢当年的Jacky的关心,更要把我最庄重的注目,投向那个无名战士之墓。我知道,那里躺着的,不止是一个英国的无名战士,而是世世代代全世界无数个无名的牺牲者,在他们的周围,君王向他们致歉,先哲向他们敞开胸怀,而人类的文明之花盛开。

有时,我们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当某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在做什么?

想到这个问题,我断无理由去感谢许多年前那个晚上想把我揍翻的两个白人坏蛋,不过,没有那晚在西伦敦华威路的暴力事件,我的确将无从写下这个久远的纪念。

我写下的是那一天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但希望那一天不止是我一个人的纪念。

201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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