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作者: 新闻

文章原标题:妄图用民族主义绑架国家来挑战强大的美国,必将是无可挽回的错误!

生于东京的堀田江理(Eri Hotta),先后在日本、美国和英国接受教育,并先后执教于牛津、东京和耶路撒冷,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

堀田江理将二战中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前八个月的历史细节,整个计划的决策过程,以及日本政府在1941年面临的两难处境。包括日本自1937年入侵中国后,耗尽人力和有限的资源,经济也每况愈下。日本的统治阶层在是否继续扩张主义的问题上严重分裂,甚至在军队高层中也不乏质疑者,军方强硬派内部亦有人认为如果美国开战,日本将必输无疑。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军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要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置于不必要的危难之中?等等这些问题,通过深度剖析许多迄今未公开过的日文第一手资料,描述那些将国家引向灾难的存疑者、谋划者和所谓的爱国者的动机及作为,展示了当一个强大国家的政治体系失灵时可能带来的全球性危险,展现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没的,当每个人都是明白人,可谁也不敢说不,都指望别人出头、自己附和,最终酿成集体灾难的过程写进了《日本大败局》一书。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战术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战略上却是自杀。在深陷中国战区同时,又树敌于美国,决策如此无理性,难道他们都是疯子吗?

1941年10月16日,近卫文麿首相宣布辞职,第二天,天皇召见东条英机,任命他为首相,这让东条大感意外。

在近卫内阁中,陆相东条英机令人头痛,他力主对美强硬,在决策圈中,人人都知道东条在瞎扯,就算和美国打,靠的也是海军,与陆军无关,且日本不可能打赢。

据估算,当时美国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9倍,铝7倍,美国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开战,日本年均损失战舰140万吨,远超补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只都将消失。

近卫文麿出身贵族,做事犹豫,总想讨好各方,可陆军和海军为了抢资源,都在拼命折磨近卫,东条英机的绝招是:频频打出“反美”牌。

日本在军国主义氛围下,“反美”等于“爱国”,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这比逻辑更有号召力。中层军官多支持东条,他们出身寒微,在升职的天花板前,他们觉得主和派应该统统下台,好让他们放手大干一场。

当时,日本的决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愤青误会,无人敢言反战,在东条英机咄咄进逼下,近卫文麿只好拖延,可东条拿出了绝招:设置解决问题的吉祥坊时间点。在倒计时声中,近卫文麿干脆撂挑子,辞职了。

让东条英机上台,其实也含有恶意:让他也来尝尝近卫文麿的滋味,看他还真敢和美国人开战?

把东条英机推上前台之后,东条也开始犯难了。

麻烦源于“七七事变”,日本陆军以为几个月就能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没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匮乏,连皇宫的铁栏都被拆掉,送进炼钢炉。

逃避指责的最好办法,是主动出击,陆军产生了激进想法:进攻东南亚。东南亚有橡胶和锡,可以威胁荷属东印度提供石油,同时切断中国物资供给线,逼蒋介石投降。

可那里是列强的殖民地,美国不可能坐视。果然,日军刚迈开脚步,美国便下令石油禁运,日本陷入恐慌,储备用油只够一年,只能尽快向美屈服。

其实,美国也有意与日媾和,此时罗斯福已决心对德开战,他不想同时和日本打仗,他愿意让出实利,保留道德制高点。可东条英机更需要面子,以保证他“反美”表演不穿帮,在条约中,他设置了太多复杂措辞,对皮毛问题寸步不让。

其实,美国提出过大幅度让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没看懂,在吉祥坊日子里,日本人也提了让步方案,可美国人也无法看懂。

直到日本军机起飞瞬间,美日仍有达成和平的可能,如果没设置倒计时,日本外交官本可以发挥作用,罗斯福甚至对他们说“朋友之间总有商谈的余地”,但负责吉祥坊斡旋的来栖知道,已经没有时间了。同样,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协一点,日本将尽收实利,可怎么向爱国派交代呢?又要“里子”又要“面子”,结果全部丢掉。

在冲向战争的进程中,日本有几方面力量可以踩刹车。为什么没人踩刹车?

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战派,还因此遭遇过暗杀,面对战争动议,他的一连串反问让将军们目瞪口呆,可明治维新以来,从没有天皇否决过内阁意见,他最终选择了退让。

其次是海军,山本五十六是坚决的反战派,可他没勇气反对上级,却主动提出“要打就先动手”,在反对错误决策方面,远没他在备战方面下的功夫多。在决定开战的内阁会议上,海军竟将预计年损140万吨战舰的预测数据压缩了50%,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弥补损失。负责人的解释是:反正天皇会否决。

第三是东条英机,他“反美”是为了拉票,未必发自内心,可大权独揽时,各方送来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吗?那样他将失去政治基础,他用口号绑架了日本,可口号也绑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来栖、野村等在国际社会拥有极佳口碑,他们了解世界,是坚决的反战派,但他们谨小慎微,宁愿大船沉没,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绝不主动作为。

当时日本还有自由派,坚决反战,可他们朝中无人,民间亦应和者寥寥。日本的自由派成了摆设。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亲)年间,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带来空前的自由氛围,却遭遇戾气剧增的局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阶层变动极快,可上层却相对封闭,这让人人都觉得自己利益被剥夺了。

内部有怨气,又缺乏政治表达空间,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愤渠道,在教育、媒体推波助澜下,“爱国主义”一家独大。透过这面扭曲的镜子,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日本民众将责任推给了“卖国贼”,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为众矢之的。

近卫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园寺公望一手提拔起来的,但西园寺本人差点在政变中被杀,他后期和近卫观点差异越来越大,甚至不再往来。

两人都反战,但近卫基于实力分析,认为开战必败,而西园寺则基于“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价值观,反对为本国利益放弃道义准则。

事实证明,西园寺具有先见之明,在“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中,没有一个高层人物从道义立场上提出异议,他们都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而没有道义高度,靠贪婪很容易结成邪恶同盟。

值得反省的是,西园寺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日本没市场?这确有思想传统、文化传统的责任。通过《日本大败局》这本书,可以体会到这样的悲剧在近代东方绝非个案。

后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后发者借鉴别人来减少“试错成本”,是为“后发优势”。可进入相持阶段,又会出现“后发劣势”:一方面,未经试错,社会就缺乏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后发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着强国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领先,就会出问题,因为其发展不是内生的,是模仿而来的,是在“与别人比”中获得的,比的对象一旦消失或者被屏蔽掉了,就可能走向盲目。

盲目加浮躁,必然无视普世性,陶醉于自我的特殊性,最易酿成灾难。

民族主义绑架社会:

万物进化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人类也如此,政治与社会的分离是大势所趋,也是迈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执着于不分彼此的混沌状态,不仅约束整体进步,还会造成历史退步。

日本之所以走向战争,中层军官是重要推力,由于制度遮蔽,他们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别容易被神话、激情所欺骗。而高层却以为用制造神话、煽情能凝聚中层、把握更多的资源。

虽然生物界经常是牛摇尾巴,但在权力场中,常常是尾巴摇牛。

事发之前没有反对声音: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来栖、野村能不顾一切,果断向美国让步,结果会不会改变呢?

事实上,不会。

因为在不良大环境中,上层普遍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对自杀潜艇,但依然在实战中使用,表示一下异议,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证明了。

一个社会缺乏“忠诚的反对者”,只会增加“不忠诚的赞同者”。

开局错了就很容易一错到底:

二战中的日本,原本有足够机会来修复错误,既然受侵华战争拖累,退兵就是,虽然没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价了。

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内部也是能力换掉东条英机的,但是由于战争事态一步步恶化,最终总要有人为此负责。所以,日本内部各方决定保持沉默,让东条英机继续干下去。战后,东条英机等人负责上国际法庭,其他各方负责重建日本。

回顾日本当年的败局,不难发觉,当文化和制度偏离了进步发展的轨道,社会危机会随着发展的压力日益变大,终会发展到谁也补不了的地步。就算东条英机这一代没出问题,下一代也会出问题的。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携手走进灾难,依然会集体抛弃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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