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作者: 新闻

作者:谭宏泽,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系在读博士生,研究兴趣在城市可持续交通发展,特别是城市单车交通及治理。此外,对于可持续发展这个大领域下的其他议题亦抱有兴趣,对环境治理等议题也撰写过文章。

你的左邻右舍都是什么人?什么样的人住在同一个小区内?

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居民住哪基本取决于单位,不论家庭背景、学历、职位和收入,只要隶属同一单位就会住在同一区域。改革开放,特别是福利分房取消后,城市居民可自行选择居所,因此出现“高档小区”、“白领公寓”、“外来人口聚居地”等特征明显的城市居住区。

在城市研究中,这种现象指向一个重要议题——社会经济隔离。“隔离”会导致社会性撕扯,也因此出现诸如“清理廉租房”、“高档小区居民自建围墙”等热点话题。

在最新一期《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上,来自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学者以上海2000年至2010年间居委会层面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对象,获得不少有益发现。

从整体来看,上海十年的“隔离”状况呈现扩大趋势。2000年时,这种社会经济隔离还主要是简单的城郊二元差异。当时,上海外来人口相对较少,城区主要是中等学历的本地居民,城郊是学历较低的本地居民。

十年后,在之前隔离的基础上,上海形成了不少高等学历聚居区、外来人口聚居区。前者在市中心,特别是内环沿线,并沿城市交通动脉向西南延伸;后者集中在西部近郊和远郊。另外,在部分城区还有外来人口集中的“飞地”。

从不同区域对比情况看,城市内部隔离状况差别很大。同时,整个城市的隔离指数高于街道、镇级别的隔离指数,这就意味着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可能要大于区域内的差异。

根据研究者采用的衡量指数,2010年的社会经济隔离状况已经甚于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主要城市。

这种变化源自市场经济与住房体系改革,在变迁过程中也有内在的推动性因素。

研究者通过测算发现,区隔上海本地人和外来人的“户口隔离指数”从2000年的0.422下降到2010年的0.393;但区隔学历高低不同人群的“教育隔离指数”从0.373上升到0.522。换句话说,拥有本地户口和外地户口的人住在同一小区的情况渐渐增多,但学历不同的人居住在不同校区的情况也在逐步扩大。

也就是说,以学历的标识的人力资本在重塑中国城市居住样态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强。目前,不少中国城市为了吸引人才,开始降低户口门槛、出台配套公租房制度,为没有本地户口的高学历人才提供居住便利。同时,拆除城中村、产业迁移换代等因素导致为数众多的相对较低学历人群被驱逐出城市。

这一研究为理解中国城市空间性社会不平等,以及由此带来或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其治理提供基础。当然,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上海市场化程度较高,专门针对上海的分析能多大程度适用于其他受制度性因素影响较大的城市(如北京),则需要后续研究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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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Shen, Jie, and Yang Xiao. (2019) Emerging Divided Cities in China: Socioeconomic Segregation in Shanghai, 2000–2010. Urban Studies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983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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