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作者: 新闻

不装外宾的话,应该承认,记者在中国属于拥有某种特权的阶层。我小时候梦想当记者,很难说是受了揭露真相等新闻理想的感召。更大的可能是,看了电影或书本里官员被记者整得狼狈不堪而感到痛快淋漓,羡慕嫉妒之余,便有了这个崇高的理想。

“枪杆子、笔杆子,革命的两杆子。”感谢改革开放,市场化媒体的崛起和互联网的出现,让我这个不靠谱的梦想得以实现。一个学计算机的工科生,成为一名时政社会调查记者,跨度实在大了点。

有幸混入宣传队伍,以为从此跨入了新阶层,心满意足。但在伊春空难采访中,一位同行的话,又把我打落底层。

2010年8月24日晚上21时36分,河南航空哈尔滨至伊春VD8387航班在降落时失事。事后统计,该航班96名乘员,生还54人、遇难42人。正是市场化媒体最繁荣的时候,数十名各类记者云集伊春市。飞机换火车,我到达伊春已经是26日清晨,直接赶往失事现场。

根据路上获得的信息,飞机坠落地点就在伊春林都机场边缘。通过官方防守严密的机场去失事现场是不可能的,我与遇到的三名记者沿着机场围墙向跑道尽头方向步行。

一两公里后,被一道铁丝围栏挡住去路。我们判断,飞机残骸应该就在几百米外,决定翻越围栏。包括一个女孩子,都翻过了约两米高的铁丝围栏。在齐人高的杂草和泥泞的沼泽里艰难跋涉了二十多分钟,又遇到了一道围栏。而且,围栏另一边,依旧是齐人高的杂草。我们无奈放弃,原路返回,翻越围栏回到起点。

临时小分队解散,各自寻找采访目标。灾难报道,最重要三个地点。首先是第一现场,除了获得灾难规模的直观认识外,还可能采访到救援者和目击者,以及调查的官员和专家。其次是医院,寻找幸存者,还原事故经过。第三是殡仪馆,接触遇难者家属,了解官方通报信息和善后进展。

我不死心,继续在机场附近探访,终于找到一位知道坠机地点的本地人,开车将我送了过去。

大约是上午十点,附近已经有两三名记者在远远地眺望。这里在林都机场的正东,站在平缓的山坡上,可以看到闪亮的机场跑道笔直延伸向远方。在距离跑道1500千米处,就可以看到飞机坠落的痕迹,宽约50米的土地,就像被深耕过一样,露出新鲜的泥土和草木的根部,插满了飞机的金属零件。草木低伏,几棵十多厘米粗的树被拦腰斩断。长约500米明显擦痕的尽头,是飞机残骸。到处是散落的飞机零件,一个发动机掉在距离飞机残骸约500米的地方,两个轮胎就在机尾附近。飞机断成两截,呈约90度的夹角卧在距离机场跑到仅仅约700米的地方,机尾耷拉,保持着向跑道努力的姿态。

离飞机十多米,被一位现场负责人拦住。他说,伤员都被送往医院抢救,遇难者遗体也已拉走,乘客物品清理过,相关部门正在全方位地调查事故原因。然后,他叫来十多名武警战士,站成一排把我们几个记者向外面赶。

开始两天,我基本在殡仪馆和各大医院穿梭。殡仪馆未能获取遇难者信息,也没能接触到家属。但在医院,得以采访到多名幸存者,了解到很多坠机时的情况。

其实医院也呈管制戒严状态,医院大门、住院部、病房楼道,都有警察或政府官员把守,禁止有人接触幸存者。我去伊春市第一医院的时候,在医院大门和住院部楼前,都看到背着采访包和照相机的记者被警察拦截盘查。而我把背包放在宾馆里,采访本、录音笔和照相机分别揣衣兜里,特意叼着烟,像是一名看护病人的家属,大摇大摆进了医院和住院部,警察对我几乎视而不见。我则看准警察和政府官员不注意的时候,进入病房里寻找幸存者采访。当然,要躲过警察和官员的巡查,有时候还有医护人员干涉,采访进行的断断续续。谈得最详细的是一位来自江苏省常州市的史警官。我在病房过道尽头的小阳台抽烟,他也过来抽,以为我也是病人,聊了他和同事来伊春执行公务,飞机坠落、失火,以及逃生的全过程。

当地政府26日组织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几乎没有任何新信息。27日,因为有记者试图采访上级派来的事故调查组被阻拦,记者们很不满,下午民航系统组织五六名救援者进行了一次见面会。这次见面会很不错,当晚机场的值班负责人、伊春机场副总经理刘瑞金,机场地面保障部郭继伟等人详细介绍了救援的过程。

不过,第二天就发生了“”事件。

28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进行第一次会议,政府还组织遇难者家属到殡仪馆认尸,安排遇难者家属到机场坠机现场凭吊。记者们分头守候。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我接到同行电话,说有记者被抓了,就掉头往回赶。先是准备去记者被抓的殡仪馆,路上不断互相沟通,吉祥坊赶往当地宣传部门驻地惠群宾馆。

已经有十多名记者在场,与伊春市宣传部长争执。我听到宣传部长说,警察是不会随便抓人的,他要去了解情况才能回答。我这时候才知道,当天上午一共四名记者被抓。两个被控制在殡仪馆里的一个屋子,还有两个被抓到了伊春市朝阳路派出所。

直到中午12点左右,四名被抓的记者获释,也赶到惠群宾馆,我们得以了解到详情。《法制晚报》的摄影记者说,上午十点左右到殡仪馆采访,警察出面阻挠采访,他向对方表明自己记者身份,并且告知对方自己并未进入警戒线内,但是警察一听是记者,马上把他押上警车,“车上有一警察说,抓的就是你们记者。”《半岛晨报》摄影记者也被警察使用擒拿术“反扣着双臂按着脖子”塞进了警车。这两名记者被送到伊春市朝阳路派出所,限制在一间小屋子里不许出来。同时,在殡仪馆内采访的《第一财经周刊》记者与另一名《法制晚报》女记者被警方控制在殡仪馆的办公楼内。“警察守住了楼门口。我要出去,他们说不行。过了一个小时,我想上卫生间,他们也说不行。”

记者们都很气愤。因为两名被抓到派出所的记者都是在警戒线外被抓的,他们当时背着照相机,没有拍照,警察就将他们粗暴地抓了起来,甚至辱骂;被控制在殡仪馆内的两名记者是在警察到来前进去采访的,也没有任何不服从管理的现象。

但宣传部的官员懒得再理我们。

有人提议,去伊春市市委门前拉横幅。我一听,这个主意好,就在大家吵吵嚷嚷去午餐的路上,和《时代周报》记者石玉找了个打印店,用A4纸打印了三段话“公众知情权不容践踏”、“警察为什么随便抓记者”,和“警察不能随便抓记者!”

午餐的饭店二楼有超过30名记者,大都属于全国各地的市场化媒体,本来就对恶劣的采访环境不满,一致认为这次不能就此罢休,一定要伊春市官方正式道歉。然而,说起市委门前打标语抗议,有很多人表现出顾虑,有人说:“这样做有用吗?”还有人说:“这不成上访了吗?”座上有一位正好到伊春市代理案件的浦律师,但他只是笑而不语,对记者们的行动不提任何意见。

看到有人退缩,几名比较坚定的记者决定将抗议地点改为附近的宣传部驻地。

“警察不能随便抓记者!”,选了这句最温和直白的话,带感叹号一共十个字。饭后,回到惠群宾馆门前,先是以宾馆为背景,十名记者举牌,其他人拍照。然后转过身来,面向宾馆,以一辆警车为背景。先把标语拿在胸前拍照,然后用标语挡住脸拍照,表示“这里没有真相”。

宣传部官员请记者们进宾馆协商。

印象最深的是,现场的伊春市宣传部长为了表明权威,对记者们说:“我是正式任命的正厅级官员!”我琢磨,地市级宣传部长,即使进了常委会,也是副厅级吧。又听到他指责记者:“你们这么闹,要考虑自己的前程。”坐我旁边的是《都市快报》记者冯志刚,他回答说:“我都混成个记者了,还有什么前程?!”

大约下午六点多,在宣传部长的陪同下,伊春市公安局长来到惠群宾馆,“以个人名义”向记者表示道歉,并说被抓记者“受委屈了”。

这样敷衍的道歉,没有获得在场记者的认可。

但多年以后回想,类似的场景好像再未出现过。而冯志刚那句话,更令我一直念念不忘:“都混成个记者了,还有什么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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